疫情三年如何改变了我的人生
2019年底
当我在2019年底刷网易新闻时,看到了关于新型病毒即将爆发的新闻。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这种病毒的性质,只觉得它可能类似于非典,我仍然提醒身边的朋友多买一些口罩。回家过年时,我在行李箱里装了N95口罩和一些普通口罩,并劝表姐不要再去武汉了,因为当时我感觉武汉的情况已经很严重。她没有听从我的建议,去了武汉,结果第三天就被封在了那里。幸运的是,姐夫在部队工作,吃穿用度都不用担心。
2020年初
疫情爆发后,我在老家感到非常焦虑。特别是在小地方,当地官员往往会滥用他们的权力。我们家从事蔬菜水产批发,那个时候每天需要去办理通行证,否则无法出行。每次去办理证件时,还需要带点礼物。妈妈把这称为“人情世故”。
在老家待了大约二十几天后,我实在不想继续留在那里,便买了飞上海的机票。然而,当地官员百般阻挠,即便我出示了复工通知,他们仍然不允许我们离开。最终,我不得不跟着我父亲的运菜车偷偷离开。当时以为终于能够解脱了,没想到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湖北封省后,由于我们老家离湖北太近,我在抵达西安时被拒绝入住酒店,原因是陕南三大城市安康、商洛、汉中离湖北太近,他们怀疑我们可能携带病毒,把我们当成“瘟神”一样赶了出去。爸爸只能在车上过夜。我能联系的人是我表哥。
表哥在西安有房,但随着疫情的升级,小区的管控变得更加严格。他们一家四口只有表哥是商洛户籍,结果他被禁止进入小区,而他的妻子和孩子却可以自由出入。当时我感到非常困惑,为什么同住一屋的夫妻会被如此区别对待。
表哥接到我的电话后,驱车来接我。那时我已经在零下的温度里等了四个多小时。我们当天晚上开车回到了老家,因为我的航班在第二天。回到家后,还没睡到两小时,表哥便叫醒我,告诉我必须立刻离开,因为他得知即将封锁高速公路,我们可能无法离开。于是我在困意中赶紧收拾行李,匆忙赶往机场。
达到上海后,我无法打到车,最终我的老板到机场接我,把我送到小区。然而,当我到达小区时,被眼前的消杀设备吓到了。那阵仗让我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充满病毒的危险生物体。得知我来自陕西后,小区要求我去超市购买七天的食物,并进行居家隔离。
公司的人陆续返回,紧张的气氛并未持续太久,大家也渐渐不再在意防疫措施。那个时候,我依然像往常一样刷着新闻,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其中最让我愤怒的是“铁链女”事件。我在所有账号上发布了关于她的内容,希望能引起关注,救出这个可怜的女人。然而,无论我怎么努力,事情都像石头沉入了一滩死水,毫无动静。
2022年
到了2022年3月,一股奇怪的氛围开始弥漫。虽然病毒的毒性在减弱,但管控手段却在加强。在2020年初,全国都在封城时,上海顶住了压力,忍受了谩骂。结果在2022年3月,上海却划分浦西和浦东,实施分区控制。当时我感到强烈的不安,因为我知道他们已经习惯了说话不算数,但我没想到他们的无耻程度竟能如此之高,连续封锁持续了几个月。期间我的好朋友差点失去生命。
在2022年3月,我实在受不了前后种种荒诞的行为,录制了一段三分半钟的视频,激昂地质疑无症状患者如何区分,官员是否也可以被定义为“无症状精神病”。视频上传到微信视频号后,迅速获得了五万次以上点击。朋友提醒我删除视频,说这足以让我坐牢。当时有个名叫“摩西出埃及”的人搬运了我的视频,点击量达到八十几万。尽管我要求他删除视频,但对方拒绝,直到我提到侵权并威胁法律行动后,他才同意删除。
本来我考虑过保持沉默以确保安全,但后来我决定继续发声,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我不应该配合错误的事情。于是我每天更新一条视频,内容变得比较温和。更新了六七条后,我被派出所叫去“喝茶”。
在派出所的问话中,警察质问我发布这些视频的初衷,我回答是因为不满,希望国家变得更好。警察说我没有资格评判国家,并询问了关于我微信视频号的名字“说真话很难”。我解释说,在这个社会说真话确实很难。随后,他们没收了我的手机,拷贝了一些资料,并继续询问一些琐碎的问题。
在被扣留的三个小时里,他们的态度相对温和,但这种被迫配合的过程让我感到压抑和无奈。最终,他们允许我回家,但要求我暂停更新账号。
回家后,我抱着我的猫哭了,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做错。尽管我收到了许多关心的电话和微信消息,甚至还有朋友的转账,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并不是为了名利,而只是想表达作为一个人的声音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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