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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边喝酒边调情，这期给少御当狗了，中间吃着小零食还有些酒劲，说话可能含糊不清（好像也没怎么卡🫪） #连麦 #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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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骑兵三百年 一、从一幅画说起 《出警入跸图》是一幅长得让人失去耐心的画卷，全卷逾一千一百个人物，画的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去十三陵祭祖的排场。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把它从头看到尾，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这支队伍里真正能打的人，可能没几个，但看起来个个都能打。 画中的万历皇帝身披银鳞甲，头戴白翎盔，骑一匹黑骏马，是全卷唯一一个正面示人的角色。这很符合皇帝的心理——我花了这么多钱养你们，你们当然得把我画帅一点。皇帝周围是"大汉将军"，披金甲、持长戟，看起来威风凛凛，实际上这些人主要是仪仗队，真打起来能不能扛住三眼铳的后坐力都是个问题。再往外是锦衣卫，飞鱼服、绣春刀，龙旗豹旗金瓜钺斧，还有大象牵引的"大驾卤簿"。整支队伍从德胜门出发，陆路去，水路回，沿途百姓回避，肃静牌举得比刀还正。 但你仔细看那些骑兵。他们身着罩甲式的全身铠甲，手里提着青龙偃月刀形的长刀，腰上还挂着复合弓和箭囊。这种配置很有意思——既有长刀这种近战兵器，又有弓箭这种远程武器，说明明代的骑兵至少在装备思路上是清楚的：我不能只干一件事，我得远近都能来。罩甲是明代特有的甲胄形制，轻便灵活，适合骑马作战，不像宋代的步人甲那么笨重，也不像唐代明光铠那么花哨。实用主义，这是明代军备的一个典型特征，虽然这种实用主义后来被证明并没有那么实用。 这幅画成于万历年间，也就是明朝中后期。此时的明军早已不是洪武永乐时代那支横扫漠北的虎狼之师，但排场还在。排场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它往往和实力成反比——你越能打的时候，越不需要排场；你越不能打的时候，越需要排场来吓唬人。万历皇帝大概深谙此道，所以他把祭祖搞成了阅兵，把阅兵搞成了行为艺术。那些画中的骑兵，甲胄鲜明，刀光闪闪，但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真正上过战场了。他们的敌人不在塞外，而在紫禁城的奏折里，在户部的账本上，在文官集团的口水里。 二、马从哪来 要谈骑兵，先得谈马。没有马，骑兵就是步兵，而且是跑得比较慢的步兵。 明代的马政体系，在纸面上堪称完备。洪武六年，朱元璋设太仆寺，隶属兵部，统管全国马政。洪武二十八年推行"民牧"，也就是官马民养，让老百姓替国家养马。洪武三十年，又在辽东设行太仆寺，专门负责边防军马的管理调拨。永乐四年，再增设辽东苑马寺，负责马匹的牧养繁育。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机构林立，品级分明。辽东的永宁监，监正官不过从九品，但地位远超九品，因为那是辽南地区重要的军马生产基地。永乐年间，苑马寺下辖六监二十四苑，牧地广阔，马匹蕃息，数量一度相当可观。 "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这句话写在明代的律法里，也写在每一个养马官员的脑子里。但写在脑子里和写在马背上完全是两回事。明初的牧地广阔，马政兴盛，是因为开国之初地广人稀，执行力强。可到了中期，土地兼并严重，牧地被侵占，监牧制度逐渐崩溃。豪强地主把牧场改成农田，农民把养马当成负担。隆庆年间，全国官马仅存万余匹，远不及明初。朝廷没办法，只好重启茶马贸易，在秦州、河州设茶马司，用茶叶换马。上马给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七十斤，下马五十斤。这听起来很公平，但实际上是用行政手段强行压低马价，边境上的马贩子们对此怨声载道，往往把劣马充好马，或者干脆不卖。 更麻烦的是"民牧"制度。让农民养马，听起来是个省钱的好办法，但农民养马和养驴不一样。马要吃精料，要遛，要配种，要防病。农民本来种地就够累了，还得伺候这些大爷，马死了还要赔。于是到了后期，农民宁愿把马弄死或者卖掉，也不愿意替国家养。宣德年间，就有人上奏说民牧之弊，但旧制未革。不是不想革，是革了就没马了。一个王朝的马政兴衰，其实就是这个王朝国力的晴雨表。明初马多，是因为有地有人有执行力；明末马少，是因为地没了，人跑了，执行力变成了贪污力。 辽东的马政尤其重要，因为辽东是边防重镇。李成梁、祖大寿、吴三桂这些人的骑兵，靠的就是辽东的马。但辽东马政到后期也烂透了，朝廷欠饷，士兵饿得连弓都拉不开，马就更没人管了。祖大寿守大凌河的时候，城里到了人吃人的地步，马早就被吃光了。骑兵没有马，就像厨子没有刀，只能干瞪眼。更要命的是，辽东的战马质量也在下降。明初从蒙古、西域引进良马，后期只能自己繁育，近亲交配导致马匹矮小、耐力差。和后金的蒙古马一比，明军的马就像驴子见了骆驼，还没跑就输了半截。 三、三大营 明成祖朱棣是个狠人，靖难之役夺了侄子的皇位，然后五次北伐蒙古，把北元残余势力打得东躲西藏。要打蒙古，就得有骑兵，而且得是好的骑兵。于是永乐年间，朱棣在京师组建了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 五军营是主力，由京师卫所和中都、山东、河南、大宁等地的精锐轮番宿卫，分为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部。五军营是步骑混合部队，步兵为主，骑兵为辅，承担正面攻防任务。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明朝的"陆军主力"，人数最多，装备最全，但也是最杂的。七十二个卫，每年轮班来京师操练，称为"班军"。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全国各地都能保持战斗力，坏处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打起来配合生疏。五军营的骑兵主要来自十二营的"随驾马队"，装备长枪、腰刀、弓箭，任务是护卫皇帝和主力侧翼。 三千营是精锐。最初由三千名归附的蒙古骑兵组成，后来扩编到六七千人，甚至万余，全部为骑兵。这些蒙古人来自兀良哈三卫，骑射娴熟，机动性极强。三千营平时负责巡逻哨视，皇帝亲征时担任先锋和护卫。嘉靖年间，三千营改名为神枢营，世军制改为募军制，但本质没变——这是一支由"降兵"和"夷丁"组成的雇佣军。明朝皇帝用蒙古人打蒙古人，这招并不新鲜，汉唐都这么干过，但明朝干得更彻底，直接把人家编成了禁军。三千营的装备以轻甲为主，马刀、弓箭，强调速度和突击力。他们不穿重甲，因为重甲影响骑马机动。在永乐北伐时，三千营经常担任侦察和迂回任务，绕到敌军侧后发动突袭。 神机营是火器部队。朱棣征交趾时俘获了火器工匠，结合中原技术改良火铳、火炮，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建制的热兵器部队。全营装备火铳、佛郎机、盏口炮、神机炮，后期还引进了红夷大炮。神机营的战术是"三段击"：前排射击，中排装药，后排准备，形成连续火力。这比欧洲古斯塔夫的三段击早了近两百年。作战时，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首以铳摧其锋，继以骑冲其坚"。 这套战术在永乐北伐时首次大规模应用，史载"神机先发，锋刃交加，敌骑多坠"。火器压制、步兵抗压、骑兵决胜，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明初的三大营，堪称古代版的"合成旅"，专业化分工，多兵种协同，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都是领先的。但领先是一回事，保持领先是另一回事。土木堡之变后，三大营主力损耗殆尽，虽然后来于谦改革京营，选精锐十万分十营团练，称"十团营"，但精气神已经散了。到了成化年间，复十团营旧制，又罢，又复，增为十二团营，名为奋、耀、练、显四武营，敢、果、效、鼓四勇营，立、伸、扬、振四威营。名字起得一个比一个响亮，战斗力却一个比一个虚。正德初，十二团营仅选出六万零五百锐卒，不得不调边军数万人入卫京师，名之"外四家"。嘉靖二十九年，罢团营和两官厅，恢复三大营旧制，改三千营为神枢营，增设监视内臣，营务尽领于中官。太监管军队，这仗还怎么打？ 四、铳与骑 明代骑兵最大的特点，不是他们的刀有多快，弓有多准，而是他们得和火器打交道。这是中国古代骑兵史上从未有过的情况——骑兵不再是单纯的冷兵器突击力量，而是被纳入了一个冷热兵器协同的复杂体系。 三眼铳是明代骑兵的标志性武器之一。铁制，三管，可以连发也可以齐发。马上发射时，为了提高命中率，有时装散弹，"每铳著铅子二三个"，在三四十步内发射。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马营里的骑兵大量使用三眼铳。但三眼铳有个致命问题：精度差，穿透力弱，打不穿重甲。后金的八旗兵披双重甲，三眼铳打上去跟挠痒痒差不多。所以明末有人吐槽，三眼铳除了响声大能打信号外，其他方面都不给力。更讽刺的是，三眼铳在明代已经用了近三百年，明人对它熟悉到"语焉不详含混带过"的地步——不是懒得写，是根本不用写，人人都知道这玩意儿怎么用。但熟悉不等于好用，用久了不代表用得对。 相比之下，鸟铳要好得多。鸟铳就是火绳枪，有准星照门，射程远，精度高。戚继光的蓟镇七大车营，每辆战车配二十名士兵，至少装备四支鸟铳。每营一万五千人的步骑兵部队，装备鸟铳一千六百二十支左右。但鸟铳也有问题：装填慢，怕风，怕雨，枪管过热后精度下降。在马上用鸟铳，基本上等于自杀，所以骑兵的鸟铳手往往是下马作战。戚继光规定，鸟铳手"每四人派一名队长监督，一但不平放就军法处置"，因为士兵紧张时容易乱放，必须以与地面平行的弹雨杀伤看不见的敌人。这种训练要求，只有戚家军能做到，其他部队看看就散了。 孙承宗在辽东编练车营时，对火器配置做了更精细的规划。一营六千六百二十七人，装备大将军炮十六门、灭虏炮八十门、佛郎机二百五十六挺、鸟铳二百五十六枝、三眼铳一千七百二十八枝。骑兵两千四百人全部披甲，步兵三千四百八十八人全部配备火器却不着甲胄。这个配置很有意思——骑兵负责防护和机动，步兵负责火力输出，完全依赖火器作战，这在当时是非常前卫的思想。孙承宗的车营还装备火箭七千六百八十枝，这种造价低廉而数量庞大的武器，在实战中能形成惊人的心理威慑。 但前卫不等于有效。明末的实战证明，火器在对抗后金骑兵时并没有取得决定性优势。原因之一是明军的火器质量参差不齐，炸膛率高，铅弹熔软化扁，坐致气弱，不能透甲。原因之二是后金骑兵的冲锋速度太快，火器装填一次的时间够人家跑完一百步。原因之三是最要命的——明军的训练太差。戚继光在《练兵实纪》里规定，鸟铳装填速度从九十秒一发提升到优秀者二十五秒一发，精锐者十八秒一发。他采用沙漏计时，每漏尽三分钟需完成六次齐射，不合格者连坐处罚。这种训练强度，只有戚家军能做到。其他部队的鸟铳手，装填一次要九十秒，等他们装好第二发，后金的骑兵已经冲到脸上。 所以明代骑兵的处境很尴尬：他们拿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器，却打不过一支以冷兵器为主的游牧骑兵。这不是装备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再好的铳，握在不会用的人手里，也就是一根烧火棍。更深层的问题是，明军的骑兵体系被火器绑架了——他们太依赖火器，反而忘了骑兵的本分是冲锋、追击、迂回。当火器失效的时候，他们连马刀都不会用了。 五、土木堡 正统十四年，也就是1449年，明朝发生了一件极其荒唐的事：皇帝被人抓了。 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两千余人贡马，向明朝邀赏。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还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也先一看，这买卖没法做了，于是分四路大举入侵：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进攻甘州；中路为进攻重点，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阿剌知院统率直攻宣府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进攻大同。宦官王振这个没打过仗的太监，居然怂恿明英宗朱祁镇亲征，仓促发兵五十万。 五十万人，这个数字本身就值得怀疑。明代的"五十万"往往是个虚数，实际能战之兵可能只有十几万。但就算是十几万，那也是一支庞大的军队。这支军队从京师出发，浩浩荡荡开往大同。到了大同，还没交锋，王振听说前线吃紧，决定撤退。撤退就撤退吧，王振又想让皇帝"临幸"他的家乡蔚州，于是军队改道。改了一半，王振怕大军踩坏他家乡的庄稼，又下令改回原来的路线。这么一折腾，军队疲惫不堪，在土木堡被也先围住。 土木堡这个地方，在今河北怀来东，地形平坦，无险可守，水源还被瓦剌军切断。明军挖地两丈不见水，士兵饥渴难耐。也先假装撤退，派使者议和。王振信以为真，下令移营就水。明军一乱，瓦剌骑兵立刻回师冲击。五十万大军，或者说十几万大军，瞬间崩溃。王振死于乱军，英国公张辅等大臣战死，英宗朱祁镇被俘。这就是著名的"土木堡之变"。 这场惨败对明朝骑兵的打击是毁灭性的。三大营的精锐，尤其是三千营的蒙古骑兵和五军营的班军，几乎全军覆没。京营的战马、火器、甲胄，统统成了瓦剌的战利品。也先后来挟持英宗攻打北京，于谦组织保卫战，靠的是从各地调来的勤王部队和京营残部。如果当时北京没守住，明朝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土木堡之变暴露了一个根本问题：明朝的骑兵体系，在离开了朱棣那样的强人皇帝之后，迅速退化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王振不懂军事，却掌握了军事决策权；英宗不懂打仗，却被推上了前线。五十万人不是输在装备上，是输在脑子里的那根弦上。一根弦断了，五十万人也就是五十万个会移动的靶子。更讽刺的是，这支军队里本来有大量经验丰富的蒙古骑兵——三千营的兀良哈部众，他们熟悉蒙古人的战术，但在这场混乱中毫无作为。不是他们不想打，是整个指挥体系已经烂透了，他们不知道听谁的。 六、应州 土木堡之后，明朝皇帝对亲征这件事变得格外谨慎。但总有例外，比如明武宗朱厚照。 朱厚照是明朝历史上最不靠谱的皇帝之一。他建豹房，养虎豹，自封"威武大将军朱寿"，在全国禁止养猪，还学喇嘛教自称"大庆法王"。但就是这么一个荒唐皇帝，却在正德十二年干了一件正经事：他亲自上阵，打退了蒙古鞑靼小王子。 正德十二年十月，鞑靼小王子率五万余骑入寇。朱厚照化名朱寿，以"大将军"的身份来到宣府，亲自布置作战。双方大小百余战，其中一天从早打到晚，"战百余合"。朱厚照甚至亲手斩杀了一名敌将，虽然他自己也差点被活捉——"乘舆几陷"。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此战史称"应州大捷"。 但这场"大捷"的战果在史书记载里极其寒酸：斩首十六级，明军阵亡五十二人，重伤五百六十三人。十来万人打了五天，就砍了十六颗脑袋，这叫什么大捷？于是文官们众口一词，说皇帝吹牛，这不过是一场规模大了点的村民械斗。杨廷和作为百官之长，给这场战役定了调子：皇帝在撒谎。其他文官自然有志一同，没人肯把屁股坐在皇帝那边。 但这里有一个细节被很多人忽略了：蒙古骑兵有个传统，抢回战友尸首可以获得死者的妻妾和全部财产。所以蒙古人打仗，只要有可能，一定会把尸体抢回去。明军斩首少，不一定是因为杀得少，而是因为尸体被抢走了。而且此战之后，鞑靼确实多年不敢寇边。如果真是大败，蒙古人为什么不趁胜追击？朱厚照回京后，向大学士杨廷和显摆他亲手杀敌的事。杨廷和当场表示祝贺，回头就大肆宣扬皇帝吹牛。朱厚照气得十天不上朝。文官集团和皇帝的矛盾，在这场战役的舆论战中暴露无遗。文官们不在乎打赢没打赢，他们在乎的是皇帝不能抢他们的风头。一个皇帝亲自上阵杀敌，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守本分"——你老老实实坐在宫里盖章就行了，打什么仗？ 应州大捷是明朝皇帝的最后一次御驾亲征。此后再也没有明朝皇帝敢这么干了。不是不想，是不能。朱厚照之后，明朝的皇帝们越来越像紫禁城里的囚徒，连城门都懒得出，更别说上马杀敌了。应州之战的真正意义，不在于斩首多少，而在于它证明了：明朝的骑兵，在有一个敢打敢拼的指挥官时，仍然可以和蒙古人正面抗衡。但这个"如果"太奢侈了，奢侈到整个明朝中后期只出现了一次。更可悲的是，这次胜利被文官集团彻底抹杀了，留下的只有"斩首十六级"这个冰冷的数字，和朱厚照十天不上朝的赌气。 七、戚继光 说到明代骑兵，不能不提戚继光。但这个"不能不提"有点尴尬——戚继光最有名的不是骑兵，而是步兵。他的鸳鸯阵、戚家军，打的主要是倭寇，在东南沿海。调到北方蓟镇之后，他面对的不是倭寇，是蒙古骑兵。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对手。 戚继光在蓟镇干了十六年，写了一本《练兵实纪》，和《纪效新书》并称姐妹篇。他在蓟镇搞了一套车营体系：战车拒敌、步兵应敌、骑兵逐敌。偏厢车长一丈五尺，重六百斤以上，每辆车配两门佛郎机，还有专门的舵工调整角度。车营里有步兵，有火器兵，也有骑兵。但戚继光的骑兵，以下马作战的骑马步兵为绝对主体。一个骑兵营两千七百人，真正的骑马作战骑兵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如果一个马营和一个车营一起作战，总共六千一百零七名士兵中，真正的骑兵只有八百九十九人，占比不到百分之十五。 这个比例低得可怜。明军的惯例是"七步三骑"，戚继光的车营连这个都达不到。为什么？因为蓟镇的地形不适合大规模骑兵冲锋。长城沿线，山地丘陵，骑兵施展不开。而且戚继光的战术思想是"以车为城"，用战车组成移动堡垒，火器在里面放，骑兵负责追击和侦察。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骑兵战术，这是"火力至上"思想的产物。戚继光对战车作用的解释是："用之环卫军马，一则可以束部伍，一则可以为营壁，一则可以代甲胄。"但他漏了一点——战车本身也是火器载体，其搭载的佛郎机是车营步兵最重要的火力输出武器。 戚继光还搞了马营，编制为部、司、局、旗、队五级。每营装备鸟铳四百三十二支、快枪四百三十二支、虎蹲炮六十门。虎蹲炮是一种轻型火炮，可以用骡马驮载，算是中国最早的骑兵炮。作战时，前方设拒马，火炮轰击，步兵冲击，最后骑兵追击。这个流程很清晰，但问题在于：骑兵的追击能力取决于马匹的质量和士兵的骑术。蓟镇的兵，很多是从南方调来的，骑马的本事比骑驴强不到哪去。戚继光自己也承认，北方边军"马步皆习"，但"骑射不精"。他花了大力气训练，但十六年过去，真正能骑马冲锋的精锐，还是只有那几百人。 戚继光在蓟镇的时候，蒙古人确实不敢来犯。隆庆四年，他击溃蒙古十万骑兵的战役，车营火力密度达到每百米正面每分钟一千二百发投射物，完全压制了蒙古骑射的每分钟四百支箭矢。这种战绩，靠的是严格的训练和精密的配合，不是偶然的运气。但他死后，这套体系就维持不下去了。车营需要大量的战车和火炮，维护成本高；骑兵需要大量的战马和训练，时间成本高。明朝后期既没钱也没时间，所以车营渐渐成了摆设。孙承宗在辽东重建车营时，把骑兵的比例提高到了两千四百人，占战斗人员的四成以上，但那时候已经太晚了。后金的八旗骑兵不是蒙古人，他们更狠、更猛、更有组织。孙承宗的车营在宁远、锦州打了一些胜仗，但无法扭转整个战局。 戚继光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证明了明朝的军队是可以练好的。但他的悲剧在于，他练好的只是一支部队，而不是整个体制。当整个体制烂掉的时候，一支戚家军、几个车营，改变不了什么。戚继光晚年被调往广东，郁郁而终。他留下的《练兵实纪》，后来成了清朝人研究明军战术的教材。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 八、家丁 明代中后期，骑兵体系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从国家军队变成了私人武装。这个变化的核心，就是"家丁"制度。 家丁最初只是将领的随从、护卫，类似于保镖。但到了中期，家丁逐渐演变成将领的私人部队。弘治十六年，辽东巡抚张鼐揭露，从总兵到千户，各级军官都从军士中挑选家丁。这些家丁与主将建立了牢固的从属关系，待遇远高于普通士兵。史料记载，辽东家丁的年军饷为十七点六两白银，而普通士兵仅有一点八两。十倍之差，换谁都想当家丁。家丁的装备也远超普通士兵，"其廪饩衣械，过额兵十倍"。每当大敌，用以陷阵，善战者多以首功自奋，间至登坛。也就是说，家丁是未来的将领候选人，是军队里的"贵族"。 李成梁是家丁制度的巅峰代表。他在辽东"厚畜健儿"，"凡所育健儿，恣其所好，凡衣服饮食子女第宅及呼庐狭邪之类，俱曲以济之，有无必予，但令杀虏建功而已"。简单说就是：你想要什么我给什么，只要你替我杀人。李成梁的辽东铁骑，核心就是三千名家丁。这些家丁来自蒙古、女真、汉族，能骑善射，装备精良。赵率教曾率领三十八个家丁收复前屯卫城，战斗力之强可见一斑。碧蹄馆之战，李如松的家丁两千之众，死战殿后，才让李如松脱身。这些家丁不是普通的雇佣兵，他们是将领的"家人"，是私兵，是亲兵。 但家丁制度的隐患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是私人武装，只听命于将领，不听命于朝廷。袁崇焕下狱后，祖大寿带着关宁军哗变东归，崇祯不得不发安抚令。这种军队，打赢了是将领的功劳，打输了是朝廷的责任。其次，家丁的待遇过高，导致普通营兵被忽视，军队内部离心离德。再次，养家丁需要钱，将领们为了搞钱，不得不贪污军饷、吃空额、垄断商税。李成梁"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最后，家丁制度催生了"养寇自重"——敌人打光了，家丁就没用了，家丁没用了，将领就没权了。所以李成梁在辽东打了那么多年，女真人越打越多，最后打出了一个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本人，早年就是李成梁的家丁。这个细节细想起来很讽刺：明朝最精锐的骑兵体系，养出了一个最终灭亡明朝的人。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黑色幽默。努尔哈赤在李成梁手下学到了什么？他学到了明军的战术、装备、组织方式，更重要的是，他学到了家丁制度的精髓——用私人关系绑定军队，用优厚待遇换取忠诚。后来他把这套用到了八旗制度上，只不过把"家丁"换成了"牛录"，把将领换成了"贝勒"。 关宁铁骑是家丁制度的晚期产物。袁崇焕"以辽人守辽土"，从辽东十余万辽民中精选强壮者，苦练出一支骑兵。这支部队后来被称为"关宁铁骑"，能与八旗军正面交锋。但袁崇焕死后，关宁铁骑被一分为三，一部分归祖大寿，一部分归吴三桂，一部分调进关内镇压农民军。祖大寿在大凌河、锦州两次被围，最后投降。吴三桂带着剩下的关宁铁骑镇守山海关，最后打开了城门。关宁铁骑的战斗力是真实的，但它的归属是虚假的。它名义上是明朝的军队，实际上是将领的私产。当明朝需要它的时候，它讨价还价；当清朝招揽它的时候，它倒戈相向。 这不是骑兵的悲哀，这是制度的悲哀。一个连军队都私有化的王朝，还有什么资格谈论"中兴"？家丁制度把明朝的骑兵从"国家的剑"变成了"将领的刀"。刀握在谁手里，谁就有话语权。最后，这把刀割断了明朝自己的喉咙。 九、萨尔浒 万历四十六年，也就是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打明朝。抚顺、清河相继失守。明朝决定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一举消灭后金。辽东经略杨镐从浙江、江西、四川、陕西、甘肃等地调派军队，集结了四路大军，共约十万人，分进合击，直捣赫图阿拉。 这四路大军的主将都是名将：西路杜松，北路马林，东路刘綎，南路李如柏。杜松是猛将，善使大刀，有"杜太师"之称；刘綎是宿将，参加过援朝抗倭，声震海内，使一口大刀重一百二十斤；李如柏是将门之子，李成梁的儿子。看起来阵容豪华，实际上问题一大堆。首先，各路军队来自不同地区，语言不通，地形不熟，配合生疏。浙江兵、四川兵、陕西兵，凑在一起，连号令都听不懂。其次，明军的骑兵在辽东战场上并不占优势——后金的八旗骑兵从小在马背上长大，骑射功夫远超明军。明军的马矮小，士兵骑术生疏，和后金一比就像业余选手对上了职业选手。再次，杨镐坐镇沈阳，掌握着一支机动部队，但对四路大军未能作出任何有效策应。他像个看戏的观众，坐在沈阳城里等消息，而不是一个指挥官。 杜松一路冒进，在萨尔浒被努尔哈赤主力击溃。杜松本人战死，所部全军覆没。北路马林在尚间崖就地防御，结营三处，互为犄角。但后金军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东路刘綎治军严整，行则成阵，止则成营，炮车火器齐备。但努尔哈赤派人冒充杜松的部队，持杜松令箭诈称已逼近赫图阿拉，要刘綎速进会师。刘綎中计，轻装急进，在阿不达里冈遭伏击，刘綎阵亡，所部惨败。南路李如柏闻讯后撤，途中被小股后金哨探骚扰，军士惊恐逃奔，自相踩踏，死伤千余人。至此，萨尔浒之战以明军三路被歼、一路溃逃告终。 萨尔浒之战是明代骑兵的葬礼。此战之后，明朝在辽东的战略主动权彻底丧失，从进攻转为防御，从防御转为苟延残喘。明军的骑兵不是没有战斗力，杜松、刘綎的部队都是精锐，家丁、选锋、夷丁，样样不缺。但精锐在错误的指挥下，就是精锐的炮灰。分进合击变成了分进被击，各个击破。努尔哈赤用六万八旗兵，打败了明朝十万大军，靠的不是人数，是速度和集中。八旗骑兵的机动性，让明军的火器来不及装填，阵法来不及展开，就被冲垮了。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的骑兵进攻。剩下的就是守城、修堡垒、靠火器死守。孙承宗的宁锦防线、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本质上都是"以城为牢"的防御思想。骑兵从进攻的矛头变成了防守的点缀，从战场的主角变成了城墙上的观众。这个转变，标志着明代骑兵体系的彻底终结。更可悲的是，明朝后期不是不知道骑兵重要，而是知道也做不到。马没了，人没了，钱没了，训练体系没了，将帅的决心没了。一支骑兵，从组建到形成战斗力，至少需要三年。明朝连三个月的饷都发不出来，还谈什么三年？ 真正的明代骑兵，早已不在画里。他们在土木堡的尘土中窒息，在应州的战场上搏杀，在蓟镇的车营里操练，在辽东的家丁营里领饷，在萨尔浒的山谷里被歼灭。三百年间，从横扫漠北到关门自保，从三大营的辉煌到关宁铁骑的末路，明代骑兵走过了一条完整的下坡路。 所以别被《出警入跸图》骗了。那幅画里的骑兵，是明朝人给自己编的童话。童话里，皇帝英明，将军勇猛，士兵忠诚，马匹肥壮。童话外，皇帝昏庸，将军贪腐，士兵逃亡，马匹饿死。童话和现实的差距，就是明朝灭亡的距离。而这距离，恰好是一支骑兵从冲锋到溃逃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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瀬織津姫 ＝撞賢木厳之御魂天疎向津媛命 ﾂｷｻｶｷ ｲﾂﾉﾐﾀﾏ ｱﾏｻﾞｶﾙ ﾑｶﾂﾋﾒ ﾉﾐｺﾄ 向津の意味は 出雲の向家の口伝（斎木雲州） に依ると、向家の『向』の事 つまり 向家の姫 出雲には ★東出雲王家＝向家＝富家 ★西出雲王家＝神門臣家 ２つの王家があり 大名持（主王）と少名彦（副王）を両家が交互に担当していた

🎋文月(漆/七月): 国常立尊･少彦名･小御嶽石尊

七月7社目令和五年129社目は神崎神社。御祭神は天鳥船命、大己貴命、少彦名命。利根川水運の要衝として江戸時代から栄えた「発酵の里・神崎町」に鎮座。天鳥船命は、香取神宮の経津主神と鹿島神宮の武甕槌神が大己貴命と国譲りの交渉をした際、事代主神のもとへ使わされた神とされている。

⛩️東京十社巡り 第一社・神田明神① 2026年6月11日、御茶ノ水の神田明神へ参拝してきました。 今回は2回目の参拝だったので、前回ゆっくり見られなかった境内も少し歩いてみました。 まず印象的だったのが石造りの大きなだいこく様。 神田明神の一之宮・大己貴命は、だいこく様として親しまれている神様です。 そして境内の少し奥には波を受けるようなお姿のえびす様も。 二之宮・少彦名命は、えびす様として親しまれていて、 商売繁昌や開運招福の神様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ます。 さらに今回は、神田明神の御神馬・あかりちゃんの姿も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前回は会えなかったので、静かに過ごしている姿を見られただけでも嬉しかったです。 そして最後に気になったのが「神社声援（ジンジャエール）」 暑い日の参拝後に見かけると、つい手に取りたくなる名前ですね。 神田明神は、参拝だけでなく、境内を歩く中で見つかる楽しみも多い神社でした。 #神社巡り #東京十社巡り #神田明神 #御茶ノ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