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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六：当美国图纸遇上中国工地》 你知道美国国防部是哪年成立的吗？ 一九四七年。那一年的七月二十六日，杜鲁门总统在华盛顿的一份文件上签了字，把陆军部和海军部这两个打了上百年架的老冤家捏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统管三军的新机构——国家军事机构（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一九四八年，这个名字才被改成"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也就是说，在一九四六年，当美国人拿着一套"国防部"的图纸跑到中国，手把手教蒋介石盖楼的时候，他们自己家里根本就没有这栋楼。 这就像一个还没考过驾照的教练，在教别人怎么开车。而且这辆车是借来的，教练手册是临时编的，油门和刹车装反了，但教练拍着胸脯说：放心，这是美国最新款，你先开，我在旁边看着。 蒋介石还真就坐上驾驶位，轰了一脚油门。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在南京正式成立。比美国自己的国防部还早了一年多。一个全球头号工业强国，一个连自行车链条都造不利落的穷国；前者还在国会里扯皮辩论、三军将领互相拍桌子，后者已经先把楼盖起来了，而且号称是"完全依照美国制度"。这种感觉就像苹果还在加州的实验室里捣鼓第一代iPhone的样机，华强北已经提前一年发布了山寨智能机。外观看起来差不多，都是一块触摸屏、几个按键，但里面的芯片是联发科的，系统是安卓魔改的，电池用三天就鼓包，信号时有时无。 那么问题来了：这栋楼到底盖得怎么样？图纸是美国的，施工队是中国的，监理是蒋介石，材料是国民党二十年来积累的官场生态。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场一九四六年的军制大手术，看看美国人怎么画图纸，中国人怎么施工，以及最后盖出来的那栋房子，为什么风一吹就晃，雨一淋就漏。 要理解为什么非得改，你得先知道改之前住的是什么房子。 军事委员会成立于一九三二年，名义上是全国最高军事机关。但这个"最高"有点特殊——它超然于行政院之外，不归五院管辖，只听蒋介石一个人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家股权高度集中的家族企业，董事长是蒋介石，持股百分之九十九，下面设了军令部、军政部、军训部、后勤部，还有航空委员会等等。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山头、自己的预算、自己的人脉，互相之间不通气，甚至互相拆台。军令部管作战，军政部管人事后勤，军训部管训练，后勤部管补给，航委会管空军，大家各管一摊，谁也不服谁。一个命令从军委会下达到前线，要盖七八个章，转三四道手，等传到团长手里，仗已经打完了。 更要命的是，这家企业不搞现代管理制度，没有清晰的财务报表，没有明确的KPI考核，升迁不靠能力，靠资历、靠派系、靠跟蒋介石的关系远近。前线一个连队缺弹药，后方一个处室可能在讨论今年端午节发什么福利。 到了抗战后期，这家家族企业已经臃肿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据统计，军事委员会中央机构（含军委会及部厅本体及各部附属机关）共有五千八百多个单位。中央机关的官佐士兵加起来有多少？八十五万两千一百五十九人。这是个什么概念？这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正规军人数，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盖章、扯皮。 美国人一到中国，第一眼就看傻了。史迪威，那位以脾气火爆著称的美国将军，按规定每周四上午要到军委会参加会议，检讨战况及计划。但他很少去。为什么？因为他认为"那只不过是浪费时间的饮茶聊天的事"。在史迪威看来，中国士兵的素质相当不错，吃苦耐劳，敢打敢拼，在缅甸战场上他亲眼见过中国士兵的英勇；但高级将领无能、腐败、守旧、互相倾轧，败因全在当官的身上。所以美方军官对中国士兵"称誉备至"，对中国军官则"责备不已"。 史迪威甚至直接向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提出要求：把中国的军队指挥权交给我，不然中国没救。马歇尔也施压蒋介石，要求他将指挥权交给史迪威。美方军事代表团团长商震透露，军政部与美国隔阂太深，"一切以敷衍拖延处之"，尤其是军械分配"完全出之于分赃式"，美国人对此极其不满。商震是国民党高层里比较懂美国的人，他都看不下去了，可见问题有多严重。 说白了，在美国人眼里，军委会根本不是一个现代军事指挥机构，而是一个巨大的、封建的、低效的、靠人情关系和派系平衡运转的衙门。史迪威的评价更直接：拯救中国的唯一希望，是他能拥有"完全的军权"。这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气得他差点当场掀桌子。 美国人骂得狠，蒋介石心里其实也清楚问题在哪。但他清楚归清楚，愿不愿意动真格又是另一回事。 军委会体制下，军政部及其主管何应钦首当其冲。侍从室一处主任林蔚曾私下透露："美国人认为何应钦为中国抗战之罪人。"美国报纸对华批评"多集中向何敬之先生攻击，目其为中国统一及改革军队之最大障碍，并表示非将其撤换不能改善中美关系。"美方军事代表团几次向蒋介石指出，军政部机构庞杂，营私舞弊之事层出不穷，行政效率太差，浪费了美国的军援，根本不宜反攻作战。他们要求中国政府迅速改组军政部，逐渐模仿美国体制。 蒋介石也承认，军政部腐败影响国际观瞻与军心，亟待整顿。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典型的中国式修修补补——撤换何应钦。一九四四年，执掌军政十余年的何应钦被调离。在国民政府内部人士看来，这番人事变动"很明显的是受了美国的影响"，是"争取美国同情——忍，并改良内政"之步骤。 但美国人要的不是换厨师，而是换厨房。何应钦走了，军委会还是那个军委会，臃肿还是臃肿，低效还是低效，派系还是派系。蒋介石这一步，就像一家餐厅被顾客投诉菜里有苍蝇、汤里漂着抹布，老板把厨师长开了，当众宣布我们要改革，但厨房的下水道、冰箱、采购渠道、卫生标准原封不动。新厨师长上任，炒出来的菜该难吃还是难吃，该有苍蝇还是有苍蝇，甚至因为新人不熟悉环境，菜上得比以前还慢。 真正推动从制度层面动刀的，是一九四四年接替史迪威的魏德迈。 如果说史迪威是个心直口快、说话带刺的批评家，魏德迈就是个懂得变通、善于推销的商务代表。史迪威常用"尖酸刻薄之语奚落中方"，说话不留情面，把蒋介石气得半死，两人关系一度闹到要决裂的地步；魏德迈则懂得"以同情而友好的态度去接近蒋介石及其政府"。他认为，以往美国人"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态度非改掉不可。 魏德迈有政治头脑、外交手腕，在国民党人看来"富才气，热心任事，美国之一流人物也"。蒋介石对他极为信任，公开表示"各将领须视参谋长与余一样"。魏德迈也投桃报李，说"委座对余如此信任，不胜感激，余脑海中有一幅图画，此图画为中美盟友携手进入东京云"。两人关系好到这种程度，让之前史迪威时代的中美军事关系简直像是一场噩梦。 蒋魏关系好了，话就好说了。魏德迈来华不久就开始酝酿改组军委会。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蒋介石把"最近魏德迈参谋长所拟之军委会组织"交给陈诚研究，并指示"时至今日，实非改革不可"。 魏德迈的核心观点很简单：美国那么富，只能养十二个师；中国这么穷，更不该养庞大军队。量全国之财力，养适当之军队，提高部队之素质与战斗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中央军事机构这一上层建筑进行相应的改组，"将军令、军训、军法、兵役、政治各部均隶于军政部之下，军政部之下设五个总监，仿照美国陆军部设参谋总长指挥作战，以军政统摄军令，军政军令一元化"。 陈诚听了之后深有感触，感慨"美国军事组织之简单而健全，回想我国复杂庞大，我国一切无办法即在此乎"。陈诚是蒋介石的心腹，他都这么感慨，说明这个对比确实刺痛了国民党高层。 但侍从室内部有人泼冷水：这个方案在中国能不能实行，"颇成问题"，因为"中国人事方面，除委员长外，无人可以统率全局也"。这话说到了蒋介石的心坎上——任何改革都不能触动他的最高统帅权。枪可以改，编制可以调，但扳机必须握在他一个人手里。这是底线，谁碰谁死。 抗战胜利了，但军委会的臃肿低效一点没解决，反而因为接收受降、军队扩编，变得更加庞大。魏德迈在给美国陆军部的报告中说得直白：中国无力解除日军武装及遣送日军回国，美军一旦撤退，中国就将陷入乱局；中央部队全力对付中共都"难敷用"。同时，蒋介石"不但缺少组织，而且还缺少可以胜任的顾问和助手"。 美方想借改组之机，既充实国民党军事力量，又加强对国民政府军事中枢的影响和控制。但抗战结束了，美军继续留在中国搞改制，总得有个名头。直接叫"驻军"不合适，叫"占领军"更不行，需要一个体面的、听起来是帮忙而不是控制的说法。 蒋介石最初命宋子文与美方交涉，规划的是"军事代表团"，而且团长仍兼他本人参谋长职务。但宋子文提醒，"美方如以驻华军事代表团名义协助我方建立训练陆、海、空军，难免引起英、苏两国之猜忌"。蒋介石一想也是，英苏两国盯着呢，不能太招摇，遂将其改为"军事顾问团"。 魏德迈奉命"携备一与我商定之军事顾问团组织与展开工作之具体计划"，偕同赫尔利大使赴美向杜鲁门总统及美军部提出。宋子文先与美军方高层接洽，获其承诺。杜鲁门向宋子文表示，考虑到"在增强中国军备，不论在战时或战后，务使中国在远东成为一强有力国家"，对派遣陆、海、空军顾问团赴华表示同意。 但团长人选成了关键。蒋介石最中意魏德迈，认为他多次建议改组，为前期准备工作多有谋划，熟悉中美两国军事情况，且与国民党高层相处融洽，"贡献良多"，"以资熟手，而收合作之效"。为此，蒋介石多次催宋子文疏通此事。经多番沟通，杜鲁门曾口头表示同意魏德迈出任。但在随后正式回电中，杜鲁门说法又有些变化，仅表示"考虑"魏德迈出任。 魏德迈本人却对出任团长有所顾虑。他不是不想帮中国，而是不想跳进一个政治泥潭。 他早已意识到国共之间"达成满意的谅解，显得遥远"，担心直接卷入国共之争。战时状态下，魏德迈曾身兼"委员长之参谋长与美军司令"，正是这种双重属性使其认为"总统派遣美国人担任委员长的参谋长时，没有想到我或任何其他军中现役将领将担任委员长的顾问，对有关政治和内政事务提供意见"。 而蒋介石最初的规划恰恰是希望"代表团团长仍兼本人参谋长职务"。循此发展，如魏德迈担任团长则难免卷入国共之争。因此魏德迈明确建议，"担任军事顾问团团长的军官，不应在委员长麾下或在中国政府中担任任何工作"。 与此同时，美方也酝酿由魏德迈出任驻华大使。但中共反对——昆明以西南联大为首的各校罢课，口号里就有"要求美国撤回赫尔利、魏德迈"。魏德迈事后也谈到，"（马歇尔）叙述我出任驻华大使消息已泄露，使他在调解国共纠纷中感到十分窘迫。因为共产党反对我出任斯职。" 在国共纷争日趋紧张的情况下，魏德迈一贯亲国民党的形象，充当国共调和人显然不合适。最终，依魏德迈之荐，美方派麦克鲁为顾问团团长。麦克鲁实则是魏德迈早先向陆军部请求来华协助其工作的助手，魏对其"甚为倚重"，"常常将全权交给当时的参谋长麦克鲁将军"。 这个任命是平衡妥协的产物：魏德迈虽未就任，但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的决议案规定，美军在华顾问团组织工作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以前仍由魏德迈负责，而其参谋长出任团长。如此安排，不仅保证魏德迈参与指导改组前期工作，确认改组的大致方向，同时在魏德迈卸任后，又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便于贯彻魏德迈对于改组中央军事机构的意图。蒋介石对此未持异议。 一九四六年一月，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由美国政府核准。三月九日，魏德迈宣布正式成立。他在成立仪式上说，"该团任务乃助华训练军队，纯系顾问性质，而非受雇性质"。听起来挺清高，不是来当雇佣军的，是来当老师的。 但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是"积极展开工作，首为我建议国防部之改组与三军整建计划之审订"。顾问团参谋长布伦克准将即率陆军组赴重庆。此组为蒋介石与魏德迈所核定中美会议人员之一部，"以研究中国国防最高会议，并向中国政府提出有关国防上的体系之建议"。 不过蒋介石对何时正式启动改组，一直犹豫不决。他多次强调保密，一是顾忌英、苏之态度，二是避免激化国共纷争。抗战胜利后，国共关于停战及整军建军的谈判持续进行，政治协商会议上更是围绕军队国家化问题展开热烈讨论。此时单方面启动如此大规模且有美方深度参与的军事机构改组，势必会引发连锁反应，共产党肯定会跳起来骂。 然而，随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召开，主导抗战胜利后对中共缓和政策的温和派失势，强硬派在蒋介石的默认与支持下，实际上推翻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对中共改取强硬政策。国民党内军事解决中共问题的呼声甚嚣尘上。蒋介石在闭门会议上亦强调，国民党"何以有此次政治协商会议之失败，都因为军队无力量"，因此"必须改正过去庞大空虚的军制之思想观念而整军建军"。 换句话说，政协谈崩了，是因为枪杆子不够硬。现在要整军，要改革，要准备动手了。 但蒋介石还需要美方最后确认，才敢真正掀桌子。 一九四六年三月中旬，蒋介石对"希树立百年之基"的改组大计"尚未决定"。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蒋介石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因为他如果一旦得到外力的奥援，就可能敢于对内部动手改革"。蒋介石这个人，对内改革需要外部压力，就像有些学生写作业需要家长盯着一样。 三月底，驻美大使魏道明、驻美军事代表商震来电，报告马歇尔已转告美国政府，"完全明了我政府对共无可再让之心行，美决以财力、物力、人力助我建一强大之中国"。 蒋介石吃下这颗定心丸，于三月三十日敲定改组原则："完全依照美国制度改组"。他决定设立双方共同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负责新组织之拟订与旧组织之改组。至此，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机构改组正式进入启动实施阶段。从这一刻起，南京的官僚们开始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军制大搬家。 要改，就得有个蓝图。美国人拿出来的方案，有几个核心关键词，每一个都是针对军委会的病症开的药方。 第一，"以政治军"。马歇尔特别强调："自从美国内战以来，战争部长始终是位平民；这样做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军事和政治之间的分离。"国防部长必须是文人，不能是现役军人，更不能是手握重兵的军阀。这样才能确保军队由国家政治控制，而不是反过来枪指挥政治。这是美国从建国以来就坚持的文人领军原则。 第二，"陆海空军一元化"。现代战争是立体的，陆、海、空军必须在同一机构内计划运用而形成一体化。过去军种各自为政，海军打海军的，陆军打陆军的，空军不知道听谁的，这种散装状态必须结束。平时就要保持战时体制，"把架子搭好，动员准备工作做好"，不能等战争爆发了再临时抱佛脚。 第三，"军政军令一元化"。过去军委会时代，军政、军令、军训、军法分立，职权分散，指挥不畅。新方案要把这些都统起来，由参谋总长负责准备全部军事计划及指导实施，国防部长执掌行政，但不直接指挥军队。军政管人事、后勤、装备，军令管作战、训练、指挥，两条线在一个屋顶下运行，但分工明确。 第四，权责清晰的科层负责制。从纵向看，国家元首是统帅与决策阶层，统授权参谋总长；参谋总长的幕僚有一般参谋与特业参谋，从统帅部到部队基层，体系合一，均分别掌握陆海空军军令、军政之统一计划业务。从横向看，元首、行政院长及国防部长负责统帅与决策，是"权"的阶层；参谋总长及各厅局负计划与指导之责，是"能"的阶层；陆、海、空及联勤四总部根据总长之计划并受其指导，分别担任各军种之训练指挥事宜，是执行阶层。美军顾问在讲解时曾强调：如此安排"各有专职，业务划分极为明确，不会发生混淆不清，遇事互相推诿的现象；同时又在总的既定决策和统一指导下，分工协作，能充分发挥各自的能力"。 陈诚向马歇尔当面表示赞成美制，其重要因由正是"计划与执行层面层次分明，分工负责"。 魏德迈在中美高级将领研讨会上还提了几条具体建议：取消军委会；国民政府主席平时仅指挥参谋总长，战时才为国军统帅；对未到退伍年龄的将领另行安置；国防部长必退伍军人。 蒋介石听完后，心里打的最紧的算盘是：我的权力会不会被架空？ 他专门就兵权与财权问题进行了询问。这是蒋介石最为关切的问题，与其日后权力布局高度相关。魏德迈解释：部长一般不能对参谋总长下命令，仅可联系，非指挥参谋总长；财务局并非设于部长之下，而是归口参谋总长；内阁将钱直发财务局。 翻译一下：国防部长管行政不管打仗，参谋总长管打仗但不管政治，财政直接对接参谋总长。只要蒋介石把控住参谋总长这个枢纽，就不会被架空。元首、参谋总长、国防部长，三个人形成一个三角，但蒋介石站在最顶端，捏着参谋总长这个关键节点。 蒋介石至此得以放心，表示日后将亲自参与起草委员会工作，并严词告诫在场高级将领："应觉悟现在军委会组织头重脚轻之制度如不彻底改革，则今后无法建军立国……应彻底放弃资格观念，高级将领应注意军事基层与各尽其局部职务，勿贪高位虚名，以私害公也。" 健全制度与废除旧资格观念，是蒋介石对本次改组的期待。但期待归期待，真到了动刀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要往手术台上加几味自己的药。毕竟，再漂亮的图纸，也得按他的意思施工。 改组过程分两个阶段，先后在重庆和南京进行。蒋介石的要求是："预定四月底研究妥当，五月底改编完竣。" 几个月内完成如此繁复的工作，让主事者颇感"极为麻烦"。美方从启动之际即派员参加，由陈诚召集各相关单位负责者研究，"并由美方派员参加，将来每一单位须有一美顾问或专家"。国民政府国防部组织法案由美方起草并提出建议，负责人为白林克将军。双方商定：先改组中央机构，再起草陆军、联勤总部之组织法；海、空军组织另行研究，俟组织完成后整个加入中央机构。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前，双方基本完成起草工作。蒋介石于是决定："国防部之组织与内容研讨既毕，当即着手改组。" 还都南京后，改组委员会审议编制计划与新机构职掌划分，拟具国民政府国防部编成计划表，讨论各部门负责人选。双方共同起草的《国民政府国防部组织纲要》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批准通过，国民政府国防部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宣告成立。 国民党人对此不吝赞美之词，认为"军政各方之协助，美方供给之良好资料，国防部方克于短期中成立"。首任部长白崇禧在就职讲话中宣称："我国此次成立国防部，使军事机构纳入于国防机构内，不另立门户，可谓最合理之政治制度，亦可谓最合理之国防体系。" 听起来很美。但就像你请了一个知名设计师画了图纸，又请了一队施工队赶工期，房子盖得很快，住进去才发现——水管接错了，电线短路了，厕所门打不开，而且设计师自己家里那套方案还没通过国会呢。 问题出在最核心的一个设计上：国防部长必须是退伍军人。 这是美方方案的关键，也是确保"以政治军"原则落实的重要保障。马歇尔反复强调这一点，参加政协会议的国内其他党派也支持。一个文人部长，不掌军权，只管行政，这样才能实现军政分离。这是整个权力结构设计中的关键，也是确保"以政治军"原则落实的重要体现。 但蒋介石点了白崇禧。 白崇禧是什么人？桂系在国民党中央的代表，北伐名将，抗战中打过台儿庄、昆仑关，军事履历丰富，性格强势，在军中威望极高，绰号"小诸葛"。让他当国防部长，与"退伍军人"这个前提完全矛盾。蒋介石这么做，表面上是笼络桂系，以便对中共采取强硬政策；实际上是把美国方案偷梁换柱，塞进自己的人事安排。他在乎的不是制度合不合理，而是能不能把各派系拢住，一起对付共产党。 这一步棋，引发了连锁反应。 中共立即看出了问题。在中共看来，国民政府国防部高层"如白、陈、顾等与何应钦一样，都系有名的反共内战专家，此举显为破坏政协决议，将国防部窃篡为以武装保持寡头的一党专政，及进行大规模反共反人民内战的最高指挥部"。蒋介石单方面启动改组，如此布局人事，实质上加剧了国共关系的紧张程度。 而原军事委员会的众多高层也留任新国民政府国防部，蒋介石之前所言的"应彻底放弃资格观念"无形停摆。那些靠资历、靠派系、靠关系盘踞高位的人，换个办公室继续喝茶。美军顾问团在这其中更多迁就国民政府，扮演着背书角色。他们明明看到设计图纸被改了，却选择了沉默。 白崇禧不是省油的灯。既然你给了我这个位子，我就得把这个位子的权力撑到最大。 他公开抱怨："部长啥也没有，部本部的组织不抵一个处，我就管这几个人，其他的我啥也管不着。" 这话说得直白，但也说到了点子上。在美国设计的体制里，国防部长确实不管具体作战，但那是在"文人治军"的前提下。一个退休文人坐在那个位子上，心安理得地管行政、管预算、管后勤，这是制度设计。但白崇禧是带过兵、打过仗、杀过人的将军，你让他坐在办公室里管食堂和报销，他怎么可能甘心？这就像让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去当仓库管理员，他看着别人调兵遣将，自己只能数螺丝钉，心里能平衡才怪。 于是他派人根据美国方案，重新拟具国民政府国防部本部编制，并亲自向蒋介石提要求。最终参照美方意见，在国防部长之下，除部长办公室外设置了十个司和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组成国民政府国防部本部。 这十个司，按职能划分，堪称一套完整的军事行政后勤体系： 第一司，民用工程司，司长华振麟。管的是与军事需要有关的非军事工程业务——通航、河川、港湾、运河、公路、桥梁之改良，江河水患之防治，船舶动力之开发，交通信号与通信线路之架设，并监督落实相关部门的配合情况。说白了，就是军队要修路、架桥、挖河、通电，找这个司。 第二司，预算财务司，司长闵湘帆。监督审核国防部各机关之财务预算及申报事宜。钱怎么花、花多少、报不报得上，这个司说了算。一九四九年八月，这个司被裁撤，业务并入参谋本部预算局。 第三司，法规司，司长何孝元。审核各机关呈报的一切法规及文件，并对已公布的法规做必要修订。国防部要发什么命令、定什么规矩，得先过这个司的法眼。 第四司，特种计划司，司长赵援。负责一切特殊计划事宜，包括审判战犯的准备计划、占领区军政府施政方针、敌国人民移动及俘虏遣送计划等临时交办事项。这是个"杂务司"，什么特殊任务都往这里堆。 第五司，军职人事司，司长刘咏尧（兼）。监督处理任官退役、离职，军法行政的审核，以及官兵福利、教育培训等事宜。军官怎么升、怎么退、怎么训，归这里管。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被裁撤。 第六司，文职人事司，司长袁同畴。管国防部文职人员的人事管理。军队里不光有扛枪的，还有算账的、写字的、扫地的，这些人的升迁去留归这个司。 第七司，人力计划司。署理全国人力计划事宜，说白了就是战时征多少兵、怎么分配人力，做这个规划。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裁撤。 第八司，工业动员司，司长陈自强。署理全国战备工业动员，协同政府机关及民间团体共同计划工业动员及工作协调事宜。打仗不光是前线的事，后方工厂怎么转起来、怎么配合军队，这个司负责牵线。一九四九年一月四日被裁撤。 第九司，征购司，司长刘逸奇。署理全国军用补给品之征购，以合同订定军用品征购生产单位，监督生产进度及质量，并做出相应调整和清算。军队要买东西、订合同、监督厂家，找这个司。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被裁撤。 第十司，土地及建筑司，司长马崇六。署理并监督国防所需土地的征用与补偿，军事建筑选址征地及征地补偿费用评估。要盖军营、修机场、圈训练场，土地从哪来、给老百姓补多少钱，这个司管。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被裁撤。 除此之外，还有国防科学委员会，成立于一九四六年底。掌理指导并集中国内科学团体的力量，解决对于国防有关的新兵器装备及有关部队的科学问题。由国防部长兼任主任委员，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兼任副主任委员；委员包括参谋总长，教育、经济、交通部长及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防部主管物资的次长、陆海空军及联勤总司令，国防部第六厅厅长等。会内设秘书室、设计委员会，根据需要，得成立专门委员会及专门小组。 十个司加一个委员会，看起来有模有样，分工明确，覆盖了一个现代军事行政部门该有的方方面面：工程、预算、法规、人事、动员、征购、土地。但问题是，这些司的权力和存在感，与参谋本部下面的六厅十二局相比，轻得像空气。 参谋本部那边是什么配置？第一厅掌人事行政，第二厅掌情报，第三厅掌作战，第四厅掌补给计划，第五厅掌训练编制，第六厅掌国防科研。外加十二个局：副官局、预算局、新闻局、测量局、民事局、保安局、监察局、史政局、军法局、兵役局、保密局、预备干部管理局。四总司令——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海军总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联勤总司令黄镇球。 参谋总长陈诚手握"一长三次一办四总六厅十二局"，兵权、财权、人事权、情报权、作战权全在握。而国防部长白崇禧手下只有"一长三次一办十司"，管的是修路、征地、买办公用品、审文件。白崇禧的抱怨一点没错："部长啥也没有，部本部的组织不抵一个处。" 打个比方：美国设计的国民政府国防部像一个合资公司，董事长（总统）不管日常经营，CEO（参谋总长）负责运营，总经理（国防部长）管行政后勤。三方权责分明，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但在中国，董事长蒋介石非要让一个当过将军的人（白崇禧）来当总经理，而这个总经理不甘心只管后勤，非要插手运营。CEO陈诚（参谋总长）当然不让。于是两人天天吵架，下属无所适从，文件不知道该递给谁签字，命令不知道该听谁的，前线部队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而在制度运行中，公文承办何者用部长名义、何者用参谋总长名义，划分起来非常困难，成为国民政府国防部本部与参谋本部之间长期争执的问题。国防部首长之间长期关系不融洽，实际上加剧权力结构的失衡，也使制度运行中的内耗被放大，让下属无所适从，最终只能二人先后外放了事。白崇禧后来去了华中，陈诚去了东北，南京的国民政府国防部办公室里，留下一堆扯皮的公文和互相瞪眼的参谋。 改制后的国民党军队高层内部派系倾轧顽疾仍旧存在。制度嫁接过程中的问题，不只是人事安排。 侍从室秘书沈昌焕在"赶译马帅军事建议初稿"时曾感慨："美国人对中国实况，究属隔膜。观此稿而益信。"国民政府国防部内部讨论组织计划时，也有声音反映："关于国防部组织，采用美国制度一层，拟请部长、总长斟酌中美情形，订一适合制度。" 马歇尔倒是清醒，提醒中方："以一种明智的方式运用美国顾问提供的计划，以便它能适合中国体制。" 但水土不服只是操作层面的问题。更深层的病灶在于，美国方案本身也在变动。美方建议最初以美国陆军部组织为蓝本，但美国自己也在战后转型。如同白崇禧所言，国防部方案"在美国尚未得国会通过。我国亦属创举，现正在试验"。 这里有一个极其讽刺的事实，必须单独拎出来说清楚：一九四六年六月一日，当国民政府国防部在南京挂牌成立的时候，美国自己还没有国防部。 那时候的美国，军事体制还是散装状态：陆军部管陆军，海军部管海军，空军还没独立成军，只是陆军下面的航空军。两个部各自向总统汇报，互不买账，预算各自申请，计划各自制定。这种分立状态从独立战争延续了一百多年，直到二战结束才有人意识到不对劲。 美国人是拿着一套自己还没实践过的理论图纸，跑到中国来搞试验。魏德迈口中的"美国制度"，其实指的是美国陆军部的体制加上一些二战后的改革设想，而不是一个成熟定型的国防部模式。美国国内关于是否成立统一国防部的辩论还在激烈进行中，国会里的海军派和陆军派打得头破血流，谁都不愿意交出自主权。 中国这个"先行一步"成立的国民政府国防部，实际上是为美方探路，堪称美国的试验品。魏德迈在方案里提到的"国防部长""参谋总长""一元化"这些概念，在美国国内还处在纸面讨论阶段。美国人把中国当成了制度的试验场——在中国先试试这套架构行不行得通，如果出了问题，回国后可以调整；如果还行，就拿来作为说服国会的论据。 事实也确实如此。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杜鲁门签署《国家安全法》，成立了"国家军事机构"（National Military Establishment），把陆军部、海军部和新成立的空军部拢在一起。但这个机构最初很松散，国防部长权力有限，三军部长们 still 直接向总统汇报，本质上还是一个协调机构，而不是指挥中心。一九四八年，美国再次修订《国家安全法》，将"国家军事机构"更名为"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并逐步强化国防部长的权力。 因而，美国制度设计不仅在改组过程中不断更动，在落实结果上亦存在本质区别。然而蒋介石对此心满意足，认为此举"实为改革内政重大之措置，半年余来党政军改革之方案，此乃初步之实施"。制度本身未尽合理，同时在嫁接过程中又迁就了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生态，最终造就了国民政府国防部成立后的扭曲状态。 回过头来看，国民政府国防部到底改了什么？ 形式上，它确实进步了。国民政府国防部隶属行政院系统，载于行政院组织法内，至少表面上做到了以军属政，以政治军。这符合当时世界潮流，也是双方在总结两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基础上，"一致承认最高军事组织为政治组织之一部，维持政治指导军事之国防体系，使政略战略协调"的决断。 陆、海、空军在同一机构内计划运用，参谋本部及陆、海、空、联勤四总部的设立，初步解决了过去军政、军令、军训、军法分立，职权分散，指挥不畅的问题。平时保持战时体制，三军策划运用一元化，这些理念听起来都很先进，纸面上也很漂亮。 但在实质运行中，国民政府国防部逐渐演化为"加强版的军事委员会"。蒋介石虽然引进了美国制度，却对其关键部位进行了修改，以符合个人政治需要。国防部长由现役军人出任，违背了军政分离原则；原军委会高层大量留任，资格观念并未废除；参谋总长与部长之间的权责之争从未停歇。所谓"彻底改变头重脚轻之制度"一说，其实无从谈起。 包裹着美制外衣的国民政府国防部，日后在国共内战中逐渐演化为加强版的军事委员会。它有了新名字、新办公楼、新公章，但里面的运转逻辑，还是军委会那一套：派系平衡、个人效忠、蒋介石的最终裁决。 魏德迈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卸任回国。他没能看到国民政府国防部的全部运行，但他的影子始终笼罩在这个机构之上。 从史迪威的尖酸到魏德迈的圆融，从军事代表团到军事顾问团，从重庆的起草委员会到南京的国民政府国防部大楼，美国人用四年时间，试图把一套现代军事管理制度嫁接到中国的土壤上。他们画了一张精美的图纸，上面写满了"一元化""权责清晰""军政分离""科层负责"这样的现代词汇。他们开了无数次联席会议，提交了无数份建议案，对国民政府国防部编制进行了多次讲解，阐述改组方案之优长。 但施工队是中国国民党。包工头蒋介石关心的不是房子结不结实、通不通风、抗震几级，而是这间房子能不能让他住得舒服、住得安全、能不能挡住他想挡住的人。他拆了军委会的招牌，换上了国民政府国防部的门脸，但里面的柱子、梁、承重墙，还是原来的材料。有些墙甚至只是刷了一层新漆，手一抠就掉。 美军顾问团在这个过程中，更多扮演的是背书角色。他们迁就国民政府的现实，对蒋介石的人事安排未作强硬反对。所谓"彻底改变头重脚轻之制度"，最终无从谈起。 一九四七年，美国终于成立了自己的国防部。他们或许从中国先行一步的试验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比如，不要急于让一个军人当国防部长，也不要指望一个协调机构能真正统管三军，更不要把一个还没成熟的制度直接出口到异国他乡。美国根据在中国这套制度运行的经验教训，调整了自己的方案：强化国防部长的实际权力，明确三军必须向国防部长汇报，而不是各自为政。中国的试验品虽然失败了，但为美国提供了宝贵的反面教材。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制度（上） 萌音大酋长 如果我告诉你，国民党军队也有指导员，你是不是会很意外？ 别急，听我慢慢说。 你听着诡异，但是却是真的。 一、武汉搭台，黄埔唱戏 1924年，广州。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在黄埔岛上建立军校，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国共产党帮着国民党搞了一套新玩法——党代表制度。军队里设政治部，党代表说了算，政治部管政治训练、民众动员、军纪监督。 这套东西让国民革命军跟那些只知道抢地盘的军阀部队彻底不一样：官兵知道为啥打仗，士气高涨，北伐一路势如破竹。那时候的政治工作，是真干实事的。党代表跟着部队走，打仗前开会动员，打仗后安抚伤员，平日里教士兵识字、讲革命道理。士兵们管党代表叫"先生"，不是叫"长官"，那种亲近感是后来任何时期都比不了的。 可到了1927年，蒋介石翻脸搞"清党"，把党代表制度一刀砍了，政治部缩成摆设。为啥？因为当初搞政工的那帮人，太多是共产党员。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这些名字，当年都在黄埔政治部干过。老蒋一看：这哪是党指挥枪？这是共产党指挥自己的枪！砍！ 这一砍就是十年。 砍完之后，军队变成了长官的私产。中央军是蒋介石的，西北军是冯玉祥的余脉，桂军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川军是刘湘的，晋绥军是阎锡山的，滇军是龙云的，粤军是李济深、陈济棠的。各成体系，各听各的，对中央阳奉阴违。当兵的不知道为谁打仗，只知道为长官打仗。长官让打就打，让撤就撤，打了败仗也不知道为啥败，赢了也不知道为啥赢。 抗战一爆发，外敌当前，这种分裂状态彻底露馅。 淞沪会战打了三个月，伤亡惨重，几十万精锐填进去，换回来的是全线溃退。南京保卫战仅十三天便宣告失利，唐生智丢下部队先跑，十几万守军作鸟兽散。徐州会战虽然台儿庄打了个小胜仗，整体还是节节败退，花园口炸黄河都挡不住日军西进。老蒋在庐山看着战报，气得拍桌子：这帮杂牌军，关键时刻掉链子，士气比纸还薄！他想起北伐那会儿，有党代表、有政治部，打仗跟打了鸡血似的，怎么现在变成这副德行？士兵们不知道为啥打仗，当官的只知道保存实力。川军出川抗战，走到半路军饷还没发齐；桂军听调不听宣，李宗仁在第五战区自成一体；阎锡山在山西搞"独立王国"，连中央的一个科长都插不进去。 老蒋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还是得把政治部捡起来。但他心里有个前提：这次捡起来的政治部，绝对不能有共产党。1927年砍共产党砍得那么狠，现在抗战了要搞统一战线，但政工这把刀，必须握在黄埔系自己人手里。 1938年1月，武汉。国民党召开军事会议，改组军事委员会，下设军令、军政、军训、政治四大部，正式恢复军队政治工作建制。这个政治部，就是专门回来"救火"的。 部长陈诚——蒋介石心腹，黄埔系骨干，人称"小委员长"。陈诚为蒋介石心腹、黄埔系核心骨干，保定军校出身，身兼数职，深得蒋介石信任。蒋介石对他信任到什么程度？抗战期间，陈诚兼职无数：武汉卫戍总司令、湖北省主席、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政治部部长，一个人身兼军政要职，老蒋眼都不眨。 为什么？因为陈诚是"自己人"，而且是黄埔系里最听话、最能干的"自己人"。 副部长为周恩来（中共）、黄琪翔（第三党），国民党骨干张厉生出任秘书长。名单一出来，全国都惊了。 表面上这是统一战线大拼盘，实际上呢？陈诚心里门儿清：老头子让自己当部长是当掌柜的，让自己"容纳党外人员"是当裱糊匠的。真正的实权在第一厅、第二厅——管军队政训和民众组训的。第三厅管宣传，那是给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刷存在感的；总务厅管后勤，那是给自己人发饷的。总务厅管着全国政工的经费预算、物资发放，陈诚的心腹牢牢把着这个口子，中央军的政工经费足额准时发，杂牌军的就得拖、就得卡，想拿到钱就得听话。靠经费杠杆拿捏人事，是黄埔系收拢地方政工的惯用手段。 第一厅厅长贺衷寒——黄埔一期，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蒋介石的绝对心腹。贺衷寒这人，湖南岳阳人，黄埔一期里的"笔杆子"，文章写得好，口才更好，演讲起来慷慨激昂，能把死人说活。但他最厉害的不是文笔，而是搞组织。1932年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复出，深感自己"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授意贺衷寒、滕杰、康泽等人，在黄埔系内部建立复兴社。复兴社核心成员多为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层军事干部，且以政治军官为主，军队政工系统自然成为该组织扩张势力的重要平台。 贺衷寒手下那帮人：刘咏尧、袁守谦、酆悌、潘佑强、萧赞育、桂永清、曾扩情——清一色黄埔一期，清一色复兴社骨干。这哪是政治部第一厅？分明是复兴社的干部处。 刘咏尧是湖南醴陵人，后来做到国防部次长；袁守谦是湖南长沙人，后来升到副部长；酆悌是湖南湘阴人，后来因长沙大火被蒋介石枪毙；萧赞育是湖南邵阳人，后来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桂永清是江西贵溪人，后来做到海军总司令；曾扩情是四川威远人，是黄埔系里少有的四川人，专门用来"统战"川军。这帮人，都是贺衷寒的铁杆，也是蒋介石的铁杆。 所以你看，这个政治部表面上统一战线，实际上内部划界而治：第一厅、第二厅是黄埔系的"自留地"，第三厅是共产党的"活动场"，总务厅是陈诚的"钱袋子"。大家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周恩来在副部长任上，主要精力放在第三厅，团结郭沫若、田汉、阳翰笙这批文化人，搞抗战宣传，声势浩大。 但贺衷寒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共产党在第三厅搞得风生水起，自己在第一厅岂能落后？ 政治部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陈诚的土木系、贺衷寒的复兴社嫡系、邓文仪的情报系，三方在人事任免、经费分配、战干团控制权上斗得不亦乐乎。陈诚靠部长身份抓总务厅，贺衷寒靠老资历抓第一厅，大家表面上都是"黄埔一家人"，私底下安插亲信、互相拆台的操作，一点不比对付地方派系手软。有一次，贺衷寒想安插一个复兴社骨干到总务厅当科长，陈诚直接挡回去：总务厅的人得我点头。贺衷寒气得在背后骂：陈矮子（陈诚个子不高）仗着老头子的宠，连黄埔的面子都不给。 这种内部摩擦，天天都在上演，只是外人看不见。 黄埔系对政工人事权的掌控，从复兴社时期就开始了。1932年3月，蒋介石复任军委会委员长后，直接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作为全国军队政工最高机关，贺衷寒任首任处长。同年6月，原隶属于训练总监部的政治训练处并入该处。1933年起，随着南昌行营的设立，豫鄂皖、赣粤闽边区等"剿匪"总司令部的政训处逐步并入行营政训系统，军委会政训处由此统辖全国各部队、军校、机关的政工系统，逐步建立起统一的组织领导体系。这个政训处，名义上是训练总监部的下属单位，实际上直接向蒋介石负责。贺衷寒利用这个位子，把复兴社的触角伸进了每一支部队。 贺衷寒失宠的核心节点是1936年西安事变：事变期间他积极拥护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主张武力讨伐张、杨，甚至策划复兴社联名通电拥何。蒋介石回京后对此极为猜忌，认定他投机站队，从此逐步收回其核心权力。 但蒋介石用人有个特点：只要你是黄埔系，犯了错可以罚，罚完了还得用。果然，1938年政治部一成立，贺衷寒又当上了第一厅厅长，照样手握大权。 1938年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后，第一厅、第二厅始终由黄埔系复兴社控制。贺衷寒、袁守谦、刘咏尧等人轮流执掌第一厅，下属各科室负责人也多来自原军委会政训处。部长陈诚虽与复兴社存在部分矛盾，但广义上均属黄埔系，在军队中央化这一战略目标上，利益基本一致。1940年9月张治中接任部长，张治中出身黄埔军校，长期主持军校与军政教育工作，是蒋介石核心亲信。抗战后期蒋经国以青年军政治部主任身份参与政工系统运作。政工系统的实权运作，始终由黄埔系复兴社骨干把持。 说白了，政工系统从重建第一天起，就不是为了"提振士气"，而是为了"安插自己人"。黄埔系要借政工这把刀，切进地方部队的蛋糕里。从这一刻起，重建的军队政工系统，首要目标不再是全民抗日动员，而是借"思想教育"之名，行人事渗透、派系控制之实。 二、战区政治部的博弈：中央派来的"内部人" 抗战爆发后，全国划分为若干战区。各级军事单位设立政工机构，独立于部队，自成一体，业务及人事均直接听命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战区司令长官部下设政治部，名义上受战区节制，实际上实行双重领导：业务、人事、经费归军委会政治部；行政、作战配合受战区司令长官指挥。 这种设计使战区政治部成为中央伸进地方部队的重要触角，也是战区司令长官最头疼的"内部人"。 第一类是中央强势渗透区。 1937年10月，程潜就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设立战区司令长官部政训处，指派李世璋出任处长。李世璋这人，江西人，早年参加过北伐，与中共交往较多。他一到任，就邀请共产党员朱瑞以私人身份担任政训处上校主任秘书。朱瑞后来成为解放军炮兵部队奠基人，但那时候他化名在国民党部队里搞统战工作。李世璋还接纳大量共产党员参与工作，把第一战区政训处搞得像个红色据点。政工人员下去部队，教士兵唱《义勇军进行曲》，办壁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军民合作站，搞得有声有色。 但这种情况，黄埔系看在眼里，岂能容忍？ 1938年4月，复兴社骨干萧作霖向政训系统上报："第一战区政训处长李世璋言行有反动嫌疑，闻系第三党，恳加注意。"这份报告到了贺衷寒手里，贺衷寒直接呈给蒋介石。蒋介石批示：立即整顿。1938年7月，军委会政治部正式改组第一战区政训处，指派黄埔一期袁守谦担任战区政治部主任。 袁守谦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清洗"。他遣散原政训处大部分工作人员，调入中央带来的部属，各科室主管均换成黄埔毕业的校级军官。原本带有各党各派合作色彩的政训处，一夜之间变成黄埔系一统天下的政治部。 程潜坐在洛阳的长官部里，看着新来的袁守谦，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是中央来"掺沙子"了。程潜是老资格，北伐时期就是第六军军长，他不好明着反对，只能暗中观察。袁守谦倒也聪明，他知道程潜不是好惹的，表面上对程潜恭恭敬敬，实际上把人事权、经费权牢牢抓在手里。程潜想安插个人，袁守谦说：这事得报军委会政治部核准。一句话，就把程潜顶回去了。 袁守谦这个人，值得多说两句。他是湖南长沙人，黄埔一期，和贺衷寒、刘咏尧都是复兴社核心。但他有个特点：善于和各党派人士打交道。他和周恩来的"友善"在国民党内部是公开的秘密。袁守谦1938年任第一厅副厅长，1939年升任第一厅厅长，1943年才升任政治部副部长。 这个人的升迁路径，正好说明政工系统内部的人事更替逻辑：能打仗的、能搞关系的、能听话的，轮番上阵，核心只有一个——为中央服务，为蒋介石服务。 1938年夏，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指派心腹李煦寰担任战区政治部主任。李煦寰是广东人，留日学生，早年跟着陈济棠干过，是粤系骨干。他任内大批任用中共地下党员及民主文化人士，把第四战区政治部搞得像个左翼文化俱乐部。政工人员办报纸、演话剧、组织歌咏队，宣传抗战，也宣传民主。余汉谋是粤军老将，他对李煦寰的工作表面上支持，实际上也有所保留——他知道李煦寰用的人里有不少共产党，但抗战初期国共合作，他也不好多说。 1939年1月，张发奎代理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是粤军出身，北伐时期第四军军长，号称"铁军"将领。但他到了第四战区，发现政工系统完全不在自己掌控之中。为与余汉谋争权，他要求中央派员重组战区党政军机构。 军委会政治部正中下怀，指派黄埔二期丘誉担任政治部主任。丘誉是广东揭阳人，黄埔二期，复兴社骨干。他到任后，迅速把第四战区政治部的人事换成了黄埔系。张发奎后来回忆：四战区政治部工作人员是由军委会政治部派遣的。自己从未安排人员到政治部，那是一个附属单位，它由军委会政治部供养。自己从不干预政治部的工作，政治部也从不向自己请示。话里话外，透着无奈——政治部是中央的人，地方长官插不上手，连过问的资格都没有。 张发奎是什么人？北伐名将，打过汀泗桥、贺胜桥，威名赫赫。但面对一个小小的战区政治部，他毫无办法。这种无力感，正是国民党政工体系设计的精妙之处：用一群校级军官，牵制一群大将元帅。 第三战区的情况也很有意思。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是蒋介石的嫡系，按说应该是黄埔系政工的"自留地"。但顾祝同这个人，打仗平庸，搞平衡却是一流。他对政治部既不排斥，也不亲近，采取"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战区政治部主任先是邓文仪（黄埔一期，复兴社骨干），后来换成黄琪翔（第三党）。黄琪翔在第三战区搞了不少抗日宣传活动，但顾祝同始终不冷不热。 顾祝同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政治部不影响我带兵打仗，你们爱干啥干啥。这种"冷处理"让第三战区政治部成了个边缘部门，政工人员没事干，只好天天写报告，报告内容无非是"今日无事""部队士气尚可"。 第六战区的情况更复杂。 司令长官陈诚自己就是政治部部长，按说第六战区政治部应该是"亲儿子"。但陈诚长期在湖北、湖南前线，根本顾不上第六战区的政工。战区政治部主任由袁守谦兼任，副主任是黄埔系的人。但第六战区部队成分复杂，有中央军、有湘军、有川军，政工人员下去根本插不进手。湘军某师师长直接说：政治部的人？让他们在后方写标语吧，别到前线碍事。袁守谦人在重庆，遥控指挥，根本管不了前线的事。 1940年，第九战区政治部主任胡越病故，司令长官薛岳拟请副主任彭国栋升任主任。彭国栋是湖南人，跟着薛岳多年，是第九战区的"老人"。但军委会政治部仅回电"暂为代理"，不久直接指派黄埔一期郑炳庚出任正职。薛岳看着任命书，只能苦笑：自己的人，中央说换就换。 薛岳是什么脾气？长沙会战打得天昏地暗，他敢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死守长沙，是国民党将领里少有的硬骨头。但面对政治部的人事任免，他毫无还手之力。郑炳庚到任后，第九战区政治部迅速"黄埔化"，原来的老人要么调走，要么坐冷板凳。 1940年8月，余汉谋出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再次指派李煦寰为政治部主任，军委会政治部随即派黄埔四期李国俊担任副主任。李国俊到任后，李煦寰的处境就尴尬了——他想用的人，李国俊不同意；他批的经费，李国俊要复核。二人权责相互牵制，当地政工业务难以正常推进。 第二类是实力对等博弈区。 1937年底，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该战区逐渐桂系化。桂系人事向来自成一体，抗战前第五路军政训处主任由桂系少壮派韦永成担任。韦永成是广西人，李宗仁的亲信，年轻有为，搞政工有一套。1938年秋，第五战区应要求成立政治部，李宗仁力荐嫡系韦永成出任主任。军委会政治部无法直接否决，便指派黄埔一期徐会之担任副主任，安插眼线，并任命主任秘书以下各科人员，试图架空韦永成。徐会之是湖北黄冈人，黄埔一期，复兴社骨干，专门派来"掺沙子"的。 桂系一看，火冒三丈：在自己的地盘上，还想玩"垂帘听政"？李宗仁直接干预，军委会政治部被迫同意韦永成出任主任，但仍派黄埔三期张元良担任副主任，带入各科科长。张元良是广东人，黄埔三期，也是复兴社的人。最后双方妥协：桂系保住了领导权，中央安插了副手。但韦永成心里清楚，副主任张元良就是中央的眼线，他的一举一动，都会传到重庆。 后续桂系元老潘宜之也曾执掌该部，人事博弈始终未停。白崇禧后来给桂系受训人员定规矩：若被问及最崇拜谁，排列次序回答第一是蒋介石，第二是李宗仁，第三是白崇禧，第四才是陈诚，千万不要把陈诚放在李、白前头。这话听着像玩笑，实则是地方实力派和中央博弈的缩影。桂系在广西搞"三自政策"（自卫、自治、自给），连中央政工人员发下去的表格，都要先经广西省政府过目。这种防范，到了抗战后期愈演愈烈。 第三类是完全割据、中央无法渗透。 阎锡山把山西当成自己的独立王国，战区政治部主任赵戴文、副主任梁敦厚都是阎锡山心腹。赵戴文是山西五台人，阎锡山的同乡，早年一起留学日本，是阎锡山的"军师"。梁敦厚是山西崞县人，也是阎锡山的铁杆。黄埔系根本插不进去，中央派遣的中下层人员也被阎锡山层层限制，难以履职。阎锡山在山西搞"自己的政工"，搞"同志会"，搞"铁军"，反正就是不买中央的账。 蒋介石看着地图上的第二战区，只能摇头：这块骨头，太硬，啃不动。 军委会政治部控制战区政治部后，顺理成章掌握下属各军、师政治部的人事权。根据规定，战区政治部可直接调派中校以下人员，上校以上须报军委会政治部核准。1939年5月，45名军政治部主官中，33人毕业于黄埔一至六期（据《国民革命军战时政治工作史料》）。截至1940年6月，旅以上政工专任主官共计318人，中央军校出身的215人。但这些人员大多集中于中央军或实力较弱的地方部队。势力较大的地方部队仍持抵触心理，桂系、粤系、滇系、晋系对中央政工人员防范甚深。贺衷寒1940年向蒋介石报告：政治部成立后，粤、桂、滇、晋各部至今仍仅由政治部发给原有政工经费，政工人事方面未能及时调整。 说白了，中央化推不动。 三、从中央到连队的嵌套王国 要理解这套政工系统怎么运作，得先看它的组织架构。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层层嵌套的独立体系，与军事指挥系统平行，却又处处渗透其中。 最高层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 它掌握政工系统人事与经费两大核心权力：各级政工主官由其提名、报请蒋介石核准，事前仅征询部队主官意见，对方无否决权；经费独立拨付，不经过部队后勤体系。这种设计确保政工系统独立于部队，只听命于中央，也为黄埔系自上而下安插亲信、监控地方派系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二层是战区政治部。 设主任一人（少将或中将衔），副主任一至二人，秘书一人，下设组训、宣传、总务等科。名义上受战区司令长官部节制，实际上直隶于军委会政治部。战区司令长官有"指导"之权，但无人事任免权和经费支配权。战区政治部统辖战区内所有部队政工机构，督导军、师、团各级政工业务，考核任免中校以下政工人员（上校以上须报军委会政治部核准），直接向中央汇报战区部队的政治状况。这种"双重隶属"设计，使战区政治部成为中央插在地方部队里的眼线。 第三层是集团军政治部和军政治部。 设主任一人（少将或上校衔），副主任、秘书及各科室配备齐全，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层级，督导师、团、营、连各级政工。在中央军部队，军政治部人员充实、经费充足、业务活跃；在地方部队，往往形同虚设，主任虽是中央委派，但手下干事多为部队长官安插的"自己人"，工作难以开展。 第四层是师政治部。 师是基本战术单位，师政治部编制相对精简：主任一人（上校或中校衔），秘书一人，下设宣传、组训等科，编制数人至十余人。负责全师政治教育计划、士兵识字班、壁报标语、战地服务、军民关系、军纪检查，还要写报告——向军政治部汇报、向战区政治部汇报、向军委会政治部汇报。师政治部主任处境最为尴尬：上有中央派来的军政治部主任盯着，下有部队师长的冷眼防着，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在中央军部队，师政治部主任或许还能施展拳脚；在地方部队，师长往往把政治部当成累赘，限制其经费、压缩其编制、架空其职能。 极端情况下，比如某些杂牌军师，政治部人员被严重压缩，中央派主任，地方派副主任和秘书，干事多为师长随便找来的文书充数。主任想开展工作，师长说：就这么几个人搞什么政治工作？先把军饷要回来再说。这个主任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士兵操练，手里握着笔，却不知道写什么。写报告？没内容。搞宣传？没人手。查军纪？师长不让查。该政工主官形同虚设，无法开展实际工作。 第五层是团指导员室。 团设指导员一人（少校或上尉衔），配干事一至二人。团指导员是政工系统深入基层的第一站，组织全团政治教育，检查连队壁报、识字班，调解官兵纠纷，战前动员、战后总结。团长的态度决定了团指导员的命运：重视政工，指导员能进营房、上操场、跟士兵打成一片；轻视政工，指导员就被晾在团部，变成"挂名干部"，连士兵都认不全。 第六层是营指导员。 营设指导员一人（上尉或中尉衔），无独立办事机构，通常只身一人下到各连，协助连长管理士兵思想，组织政治学习，检查军纪风纪。营长多是带兵出身的武人，对政工人员往往不屑一顾。营指导员想开展工作，得先讨好营长；营长不买账，指导员只能待在营部看报纸，自嘲为"营长的秘书"，专门帮营长写报告、填表格，真正的政治工作根本插不上手。 最底层是连政治指导员。 这是政工系统的神经末梢，也是理论上最关键的一环。连指导员通常为少尉或中尉衔，编制上每连一人。自1927年废除党代表制度后，国民党军队再未恢复军政双主官体制。连指导员仅为辅助岗位，不分割连长军事指挥权，全程都归军事主官领导，仅负责思想宣传、军纪督导等辅助工作。职能包括：组织士兵识字班、教唱抗战歌曲、办墙报、调解士兵矛盾、慰问病号、检查军纪、防止逃兵、战前动员、战后安抚。 理论上，连长管军事，指导员管政治，但实际情况是连长说了算。在中央军部队，连指导员或许还能配齐；在地方部队，往往空缺，或由文书、司务长兼任，甚至只有一个光杆司令。即使配齐了，连长如果不配合，指导员也只能在连部门口转转，不敢进排房。进了排房，就是"干涉军事主官职权"，连长可以向上级告状。 有个叫王锡的连指导员，是战干一团一期毕业的，分到了川军的一个连。连长一开始防着他，不让他进排房，不让他跟士兵说话。他想办识字班，连长说没地方；想教抗战歌，连长说吵得慌。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上填报表，晚上写汇报，剩下的时间就在连部坐着喝茶。士兵们背后叫他"王文书"，没人把他当政工干部。他在日记里写："我是来做政治工作的，结果成了高级抄写员。" 有个细节很能说明问题。 1938年，军委会政治部给各战区政治部发了一份密电，要求调查各部队营长以上军官的政治态度、财产状况、社交关系、对领袖的信仰程度。这份密电被某战区司令长官截获，长官气得拍桌子：中央这是要干什么？查干部，不就是查长官吗？他下令：所有政工人员送来的调查报告，必须先经长官过目，才能上报。政工人员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不报，是违抗中央；报，是得罪长官。最后他们想出个办法：报是报了，但内容写得云山雾罩，既不说好，也不说坏，让中央看了没脾气，让长官看了不生气。这种"和稀泥"的政工报告，成了抗战时期的常态。 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提出政工人员要服从部队长、不要与带兵官对立。但他同时又要求政工人员发挥"监督"职能，每周直接向委员长汇报部队情况。这种"既要当好保姆、又要当好特务"的双重定位，让政工人员无所适从。 这种尴尬从制度设计那天起就注定了。 蒋介石搞政工，从来不是真的要"党指挥枪"，而是要"自己的人指挥别人的枪"。他既要政工当眼线盯着部队长，又怕政工权力太大尾大不掉，所以故意不给基层政工实权，让他们夹在中间受气。说到底，国民党的军队从来都是私军，政工只是私权斗争的工具，不是凝聚军队的纽带。 在组织架构上，政工系统是独立的金字塔；在实际运作中，政工人员是悬浮的孤岛。他们上有中央的命令，下有士兵的期待，中间有长官的冷眼，三面夹击，进退维谷。这套体系，从设计之初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1994版《三国演义》，是中国电视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三十余年过去，当年为我们塑造这些经典荧幕形象的许多老艺术家，已悄然离去。 陆树铭：关羽，李靖飞：张飞，魏宗万：司马懿，何晴：小乔，里坡：董卓，樊志起：姜维，金书贵：庞统，安亚平：马超，杨俊勇：曹丕，李铁：刘禅，谭宗尧：王允，顾岚：荀彧，张瞳：陶谦，闫怀礼：程普，吴桂苓：黄盖，董骥：王朗，林默予：吴国太，韩善续：张绣，苏民：司马徽，郑榕：孔融，朱秉谦：糜竺，郭寿阳：郭图，狄凤程：督邮，郭家庆：袁术 / 普净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为了忘却的记念！519惨案41周年，中国足球的至暗时刻，无数球迷心中最大的痛楚。当然以后没有至暗，只有更暗！ 今天是5月19日，中国足球历史上著名的519惨案41周年，在1985年5月19日发生的一切堪称是无数球迷心中最大的痛楚，从赛前的极度乐观到比赛输给香港队，再到比赛结束之后的冲突事件，这些都深深的烙印在球迷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堪称是中国足球历史上的至暗时刻，比后来国足各种大赛小组不出线、1-5输给泰国等的影响都要大得多。 当时的情况是国足在1986年世界杯预选赛第一阶段只剩下最后一场比赛了，对手是香港队，国足的实力高出对手不止一个档次，队内更有贾秀全、柳海光等实力出色的球员，只需要在北京的主场打平就可以小组出线，所以上下也是一片看好国足，而且领导们也是盲目乐观，称国足一定要多赢对手，振奋士气。 赛况是这样的，开场仅仅18分钟，张志德就为客队首开纪录，不过很快杨朝晖的远射造成对方门将脱手，李辉补射为国足扳平了比分。下半场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小雨，国足场面占优但却没有太多破门的好机会，第60分钟顾锦辉的射门为中国香港队带来了胜利。最终这场在工人体育场的比赛，势在必得的国足以1-2输给了香港队。 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现场没有球迷退场，也没有球迷高喊加油，鸦雀无声如同在坟地。当比赛结束哨响之后很多球迷依旧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紧接着就爆发了冲突事件，停在路边的汽车被掀翻，打砸抢、攻击高鼻梁的人等等。而球迷们高喊当时国足的主帅曾雪麟，出来！国足全队被堵在工体无法出来，一时间整个工体附近成为了人间炼狱。 工体8万名球迷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赛后发生了大规模混乱，毁坏了很多公共设施，最终以拘留127名肇事者才得以平息。国足1-2输给中国香港队，这一天也被定义为“519惨案”，主帅曾雪麟离开国足，中国女排连续夺得世界大赛冠军的荣耀也在当时的国内体坛因为519惨案而受到影响。 35年前国足的阵容 主教练：曾雪麟，助理教练：徐根宝、戚务生、胡之刚！队员：路建人、朱波、贾秀全、林乐丰、吕洪祥、林强、王振杰、王惠良、古广明、左树声、李辉、赵达裕、杨朝晖、李华筠、柳海光、池明华、傅玉斌、吴群立、唐尧东、黄德兴。

李锐1989年日记摘录（23） 12 月 4 日 遇宋一平，谈湘鄂西事，他不去苏联也被杀掉的。他同团中央一代表去湘鄂西，此人已杀。在莫斯科，康生要他干特科搞技术，王明未同意，说夏曦也欣赏他的。中国同志在苏被肃掉的极多，说斯大林杀人当时即感如湘鄂西。谈起王明似无恶感。 问康生有无格伯乌使命，他说不清楚。 12 月 7 日 上午郭建来要书，谈了一上午，介绍她自己经历，及交通部旧事，人际关系。叶飞支持蛇口开发，有战略眼光。陈丕显则正统，江泽民为陈元之事同她谈过。我似乎也谈得多了一些。告知 87 年 7 月事等。 12 月 8 日 上午顾委小组会，传达关于东欧形势，中联部、安全部和王芳等的报告，责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为敌人开道。中国是中流砥柱，平暴之高明也。 下午二点到办公室，先与雨亭、廷栋、陆沅谈，三点找赵宗鼎谈，中旬开次领导小组会，确定纲目，还要解决人员与明年经费问题。马石江尚未解放，情绪不好，不想参加会。 贺彪已将书看二遍，甚感兴趣。会场频频找我谈。当年问过贺龙为何那样积极，贺说是毛向他动员的。又是阳谋又是阴谋。 秦川告香港《文汇报》载陈病消息。 12 月 9 日 上午范用来，谢谢我送给他的书。说胡乔木在上海看望黄裳。李慎之来，法夸尔复信，暂不想来北京，想会见六十年代参与决策人，看档案。都难办到。 此公或许在美国卷入较深。谈东欧形势，中国难道回到六十年代反帝反修？当不可能。但在常委会 8:20 斥戈为小丑，庭训：不要忘记爷爷是怎样死的。经济政策向后转（陈薄干预？）。邓真撒手不管？乔木说“曹操与杨修”是好戏，被王忍之申斥。联系 8:20 之不礼貌，也发人深思。李颇悲观。（8:20指李鹏） 周小舟儿子多多来，留晚餐。他刚从东欧、苏联回（广东化工贸易公司），恰遇大动荡，生意没做成。在捷克见到游行、罢工（罢两小时，复工补回），很有秩序，当然都很紊乱。波兰在卖企业，私有化，匈牙利也如此，几十上万个党派。所认识的干部、党员都谴责中国所为。经济都不好，匈稍好，商品缺乏，西方烟酒是宝物，苏联尤其如此。罗马尼亚灯光灰暗，没暖气，街上持枪巡逻。国际列车上写齐奥斯库卐。过边境上来军警即擦掉。 12 月 11 日 下午科协（书记）李宝桓来，过去只在会场见过面。大概是读过《实录》后，有感而来。漫谈性质，中国形象、东欧形势、经济难关，不容乐观也。他估计得五年才能渐缓转。特使斯考特罗夫克来，可能有点点转机。他能阅读 Time 等国外书刊。尼克松不愿见李鹏的。科协帮助各地农村致富，种植、养殖业。 田家英自杀有一触发原因：情妇冯惠（生过一子）的丈夫贴了大字报。同董边关系不好。估计董亦左得可爱。（此句写在纸页底部——李南央注） 12 月 12 日 九点到下午三点半，参加四川三江水电综合开发论证会。副省长马麟主持（1983 年到四川时见过的，找他谈过话，拟提拔），考察团长林华、周培源、孙越琦参加，共三百多人。许多水电老人参加了。 我讲了支持的意见：如何解决外部问题，积极投资。前期工作做好，尤要排好队。最后提到某老熟人（王林）说我反三峡别有用心，目的就在三江能上也。 光远坐在一起，谈抗战初期他到武汉参加南方局青委过程，蒋南翔从山西到武汉是“开小差”。关于留华北与南下开展全国问题（青年运动），说蒋的观点曾受少奇批评。三八夏统一于民先问题，则为当时南方局决定辩护，说王明并未否定其他青年团体都取消，而是左翼统于民先。又谈到刘西尧与赵紫阳入党情况，当年有类似之处，参加了训练班或开了某种会便自以为入了党。武大何伟去开过一个会，刘西尧就以为入了。谢文耀为此还反映过何的不当，何受了批评（应一个一个吸收）。 12 月 13 日 上午李普来，谈了近二小时。他是绝对失望，认为已难救药。说是李瑞环、宋平保了他。段君毅找他谈过。说顾委常委，还有老将都出问题也。他那上街不算什么。 唐弢认为倒退廿年。 小陈说星六事件为航院五学生讲演，为何贫穷，共七人被捕。戒严时期也。 下午游 500 米。遇孙大光。说李鹏小挪位子（国家主席），有这类小道了。 尚昆娶扬州女（护士，四十多），地方反映强烈。得知两次开会，未收到通知。 看帅大姐，敞开心扉一谈：都两面派，人心涣散。明年上半年经济更困难。告群众对李鹏反映。   12 月 14 日 六点半起床，活动半小时。上午顾委小组会（两次没接到会议通知）讨论东欧形势。发言在预料中，我附和一两句，以为表态。可忧虑者是苏联形势。 12 月 15 日 上午与朱正到三联找戴文葆、胡清一起买书。三联真可怜，全年利润 10万元。又买回《廿篇》10 本，并到商务买到一批灰皮书，只五角一本。戴谈，由邓某接管出版，默涵任文联书记。王蒙说，不能保护别人但须保护自己。

二零二六年五月二日大陆综合消息 minghui.org/mh/articles/2026…二零二六年五月二日大陆综合消息-509366.html 📷 📷 📷 📷 📷 【明慧网二零二六年五月二日】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法轮功学员黄秀华被绑架 山东青岛平度新河镇法轮功学员朱花杏被绑架 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董志昆遭绑架 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肖玉霞遭绑架 四月份宁夏多名法轮功学员遭骚扰 北京市大兴区学员张秋莎遭多次骚扰、迫害 信息补充 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李竹秀被非法抄家、骚扰 上海普陀区杨曼晔女士遭迫害 电话信息补充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派出所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 信息补充 山东济南市法轮功学员韩蕊现被非法关押在仲宫看守所 湖南长沙天心区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王者兴被绑架　补充公安信息 吉林省吉林市有社区人员威胁法轮功学员送洗脑班 河北省承德市法轮功学员陈凤霞开庭后续及最新开庭时间 黑龙江哈尔滨王岗镇田玉华被枉判五年 此前被绑架的一些细节 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中韩庄乡苏妍和另一名新学员被绑架 曝光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南孟镇派出所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家 湖北省天门市岳口镇法轮功学员王翠娥被非法抄家 江西省南昌市八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 现已回家 山东潍坊昌邑法轮功学员李增真和家属被警察骚扰 ===================================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法轮功学员黄秀华被绑架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法轮功学员黄秀华于2026年4月20日下午4点左右外出讲真相时，遇到便衣刑警。 2026年4月24日上午9点左右，黄秀华被非法抄家，并被绑架到派出所。 请有条件的法轮功学员进一步了解具体情况。 山东青岛平度新河镇法轮功学员朱花杏被绑架 山东青岛平度市新河镇房家村女法轮功学员朱花杏（音）于4月20日左右被警察绑架，具体情况不详，请知情人士曝光。 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董志昆遭绑架 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董志昆，家住昆明市新迎小区。2026年4月15日下午约4点，昆明盘龙区六、七名警察以“查电表”为由敲门，随后强行闯入家中实施抄家。到场人员中既有身穿警服者，也有便衣人员。 当日傍晚6点左右，警察将董志昆强行带走，并将他平时学习使用的多本大法书籍、电脑、手机等个人物品全部抄走。 目前，董志昆已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盘龙区第一看守所，至今已有半个月。家属始终未收到任何拘留通知书。 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肖玉霞遭绑架 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肖玉霞，家住昆明市官渡区拓东大城新草房村。2026年4月15日下午约5点10分，她在下楼准备接孙女时，被西山区东陆派出所六、七名警察拦住，随后被强行带回家中实施抄家。 警察声称此举是为了让她“配合重新调查一下2024年的某个案子”，并在未出示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将家中的大法书籍、平板电脑、手机等个人物品全部抄走。 家人原以为她会很快回家，却在第二天收到一份刑事拘留通知书，得知肖玉霞已被刑事拘留。目前，她被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第一看守所。 四月份宁夏多名法轮功学员遭骚扰 近日获悉，2026年4月期间，宁夏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派出所、街道及社区人员上门骚扰、电话骚扰，或被要求到派出所问话、拍照。目前已知的受骚扰人员包括： ◎ 银川市金凤区 3人：王相臣、张桂芳、王建军 　　◎ 银川市贺兰县 2人： 1）银川市丽景街派出所人员曾多次给法轮功学员潘艺元女士打电话要求见面。4月24日，潘艺元到派出所后，教导员李尧等人拿着执法仪对她拍照并问话。潘艺元当场制止拍照，并要求归还此前被劫走的电脑等私人物品，但李尧等人推诿不予处理。 2）4月22日，银川市景湖社区网格员边雯，伙同银川市银古路派出所辅警王载玉、银古路街道维稳人员高飞三人，以各种借口到法轮功学员张久香女士家中骚扰问话。 在此之前的2026年2月过年前，边雯曾给张久香打电话，称要“上门慰问送鸡蛋”。张久香拒绝后，边雯又提出把鸡蛋放在小区门卫室让她去取，也被张久香礼貌拒绝。 ◎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1人：张明 此外，在2026年3月，宁夏石嘴山市公安、社区人员曾骚扰大武口区多名法轮功学员，包括杜光明及其妻子吴女士、杨天云、杨修田等。期间，警察还威胁杨修田要求其签字，遭到杨修田拒绝。 相关单位及责任人： 1、银川市银啤苑社区人员 2、银川市丽景街派出所： 所长：马建平 副所长：纳晓明 教导员：李尧（主要参与迫害者） 片警：徐志峰、郑某（主要参与迫害者） 派出所电话：0951—6721148、0951—6722106 3、银川市银古路派出所辅警王载玉：18695256645 银川市银古路街道办事处维稳人员高飞：17711880588 银川市景湖社区网格员边雯：13895658161 4、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青山派出所片警王某丰：19809526585、19809526732 北京市大兴区学员张秋莎遭多次骚扰、迫害 信息补充 2026年“两会”前夕，北京市大兴公安局两名警察闯到张秋莎的儿子家进行骚扰。 2025年，社区居委会两次上门骚扰。大兴公安局和大兴兴丰派出所的警察多次通过电话骚扰或直接提着录像设备上门，反复骚扰。 2024年，张秋莎也多次被骚扰。 2018年6月26日至2022年5月24日，张秋莎被冤判四年。 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局（2026年信息） 电话：（010）69243071 或 010-69202020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西大街35号 邮政编码：102600 局长：杨峻岭，13901317129 1972-02-18 政治处： 万国清 13621396097 9/16/1973 任宇 13911157323 3/10/1973 刘悍超 13811246971 12/5/1985 刘森 18810870905 9/5/1985 刘禹彤 13581786371 5/12/1997 刘纪 13501212145 10/27/1970 姜影 13811679183 4/13/1986 姜沛 13488791216 12/14/1985 宋雨涵 13501287070 2/18/1976 寇阳 13581937151 6/17/1985 张依笑 18810661017 10/17/1992 张学新 010-61233130 4/3/1974 张晓川 18611118320 2/6/1992 张鸿 13671346575 8/24/1988 普扬 13810579823 12/28/1987 李丹丹 18810557508 6/17/1986 李剑行 13911488353 11/14/1970 北京市大兴区政法委、610（2026年信息） 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兴政街15号 邮编： 102600 电话： 010-61298505、010-61298552 书记：张博，男，汉族，1973年8月生 常务副书记：胡建军13911065237 7/8/1968 副书记王仕春：13911652168 2/14/1970 副书记宋文全： 13691566679 1/5/1975 于国 13311371350 3/13/1984 于泽 13911087799 3/7/1989 关云路 13501353126 8/19/1981 刘光 13910110986 1/28/1972 刘国庆 18601176126 10/1/1967 史月 13811470329 8/24/1984 吴传海 18810292613 1/26/1969 周钊 13466612916 6/16/1983 夏文睿 13811989734 6/19/1985 孙嘉蔚 15901223490 11/13/1987 孙恺琦 15801027109 11/18/1993 孙维 13466351692 2/29/1984 孟岳 18310277730 7/23/1991 宋明 18500289880 7/21/1978 张亚军 13681381861 3/4/1978 张利云 15201119723 9/10/1989 张剑 13718598850 10/1/1980 张正武 13810415976 6/12/1985 北京市大兴区兴丰派出所 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兴丰北大街三段58号 邮编：102600 电话：010-69247125 片警电话：19810290085 该所以下警察均为党员： 宋喜来 13810721154 9/15/1986 魏琨 17778086210 1/5/2000 张斌 18611049668 7/25/1979 徐晨光 15010168576 5/9/1996 石秀宜 010-69242973 9/5/1993 赵双双 18519762098 11/30/1983 王彦博 15810162621 10/31/1987 王保进 13910525967 8/28/1964 魏朝芝 15311079801 1/19/1971 徐世建 17777823086 9/19/1984 王书利 13671200778 10/2/1966 杨青山 18518851533 12/14/1974 张倩 15810758061 8/30/1989 刘本国 010-61233130 6/14/1971 车栎成 13126991274 10/13/1995 屈波 13911934994 4/28/1973 张魏岭 13651133995 4/27/1966 刘飞 13701194329 12/11/1988 胡帅 13911855008 1/1/1992 魏建军 13910952156 10/18/1985 张立鑫 18610268456 8/24/1991 张宇 18518966398 12/5/1994 李颖东 13911397108 10/3/1975 谭峻峰 13710209332 4/7/1975 王媛 13699299379 9/19/1987 陈鹤明 13910525532 9/17/1973 金树利 13522053056 8/25/1962 朱连军 18518851568 9/23/1988 庄琦 13520125011 10/15/1994 王超 13581836687 3/5/1986 王浩融 18610681537 7/7/1993 王建民 13611373322 2/16/1971 罗亮 13466682493 10/29/1988 郭洪涛 13581983268 10/10/1981 索瑛黛 13581693718 3/31/1997 肖蕊 13621112567 9/24/1980 里程遥 13651131863 11/4/1972 杨赫名 13011028182 3/4/1998 陈春虎 13501117360 4/27/1974 陈洪志 18519095709 5/8/1983 王兆麟 15699777769 2/1/1994 冀鹏 13901193967 7/6/1978 张硕 18600073206 9/12/1989 吴永伟 13718677823 6/26/1981 侯国亮 13701035916 5/29/1970 杨宁 15101084305 12/30/1990 吴亚胜 010-61233130 1/17/1987 云南省昆明市法轮功学员李竹秀被非法抄家、骚扰 2026年4月16日下午，昆明市西山公安分局、西山区永昌派出所警察到李竹秀家非法抄家，抄家后，就扬长而去。傍晚又到李竹秀家敲门，家人抵制不给开门。警察联系家属让李竹秀第二天上午到永昌派出所做笔录。 第二天4月17日上午，李竹秀到永昌派出所，两个男警察（徐冉，警号188120 ；胡潍，警号187959，没穿警服）给李竹秀做笔录，之后让她签字后回家，没给她任何收据。 永昌派出所 地址：昆明市西山区永昌路165号 邮编：650034 报警电话：0871-64141957 服务电话：13759112712 所长：何颖凡 警号188622 社区民警：刘智 上海普陀区杨曼晔女士遭迫害 电话信息补充 2026年4月11日上午，家住上海市普陀区甘泉街道的法轮功学员杨曼晔，遭普陀公安分局十余名警察闯入家中强行抄家、绑架，她的丈夫也同时被带走。杨曼晔与丈夫现被非法关押在普陀看守所。 这已是杨曼晔第九次遭受非法关押，累计被非法关押超过十年。 1、上海市普陀区政法委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668号5号楼4楼 邮编：200333 （021）52564588总机转 52656898 52765329 52812632 52815219 52804235 政法委书记：张伟 副书记：徐兆吉13761995166 副书记：樊燕辉（女）18621637038 副书记：袁刚 副书记：冯志明13901688352 三级调研员：江军15026992228 金鸣 13818393332 钱蓓钰 13764684113 朱成义 13681829837 纪华 13636625625 廖春燕 13585892402 2、普陀区610办公室，又叫防范办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668号2号楼9楼 邮编：200333 电话：02152825610，02152825618，02152825613 主任 许晓宁 02152564588 转7923 副主任 王霞萍电话：02152564588*7921 副主任 王铁力：13901652497 黄庆伟 书记、区综治办主任 3、上海市普陀区公安局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895号 邮编：200333 总机电话：021-52809966转 局长：张骏　13386288860 政委： 秦刚 13916118177 副局长如下： 张警 13817177066 曹福东 13701778803 沈建勋13901884858 阮冬弟13801751726 冯骏15601991998 丁一13816320202 政治处主任： 唐怡冰 15901666505， 18018838059 指挥处处长：丁铭 15821417859 4、国保： 地址：大渡河路1895号　邮编：200333 总机电话：021-52809966转 翟立宏 13681911290电话021-22049414，分机：49414 邬菊伟（迫害过陈秀英、顾继红） 分机：49412，电话021-22049412 黄凌钧 13818859977 分机：49417或49427电话02122049417或021-22049427 崔迎春：13816054222 分机：49410 或021-22049410 姚树林 分机：49425，电话021-22049425（曾参与迫害过杨曼晔） 国保领导 分机：49419，电话021-22049419 分机：49191，49045，49001 蔡美菊（女，迫害过熊文旗） 蒋毅刚 张春阳 18930874390（大概率已退休，迫害过戴之颖） 注：（这些人可能都搬到了大渡河路1668号区政府大院去了，可以通过（021）52564588总机转） 5、上海市普陀区甘泉派出所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宜川路351弄31号 邮政编码：200065 电话：010-22048250 所长：李兆军13524235818 副所长张元达13917373781，18018837898 副所长郭敏13601639561 6、普陀区看守所 地址：普陀区柳园路555弄55号　邮编：200331 电话：（021）22042017 电话：陈警官：021-22042032 沈警官：021-22042016 所长严敏 13818668456 政治教导员潘东英 13501940320 副所长吴强 15026569723 7、区司法局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1668号2号楼12楼（与区610办在同一栋楼里，工作上有协助关系，是同事， 有的直接参与过迫害） 邮编：200333　电子邮箱：sifj@shpt.gov.cn 办公室电话：021-52564588-7255；传真号码：021-52814246； 政治处电话：52564588-7266 依法治区工作科电话：52564588-7274 社区矫正工作科电话：52830961-801 行政复议应诉科电话：52564588-8373；8376　13816759255 地 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电话：52564588-7272 局长 张韶春 副局长 张蓉 副局长 章洁 13764466025 副局长 韦超 副局长 戈亮 18117286672 副局长 唐永江 13585890098 一级调研员 何榕军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派出所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 信息补充 2026年4月25日前后，北京市顺义区天竺派出所警察骚扰辖区法轮功学员。 北京市顺义区天竺派出所（2023年信息） 地址： 顺义区天竺镇府右街5号 邮编： 电话： 010-80462362、010-80463017（户籍） 所长：孙亚楠 15810908351 1978-11-09 副所长：尚嵩18610571771 1985/12/12；张江 13911891399 1984/1/1 任思远 15901221805 1993/12/16 关林峰 13911639452 1969/7/23 刘学斌 18001257626 1978/1/15 刘建立 18600627856 1985/5/2 刘旭东 15726660696 1983/11/18 刘树生 13811660818 1986/10/31 刘楠 13911712896 1981/1/7 刘自东 13701252757 1989/10/28 刘莉娜 13911803585 1980/1/4 姬皓 15911088126 1994/9/4 宣阔森 15011048450 1996/3/26 常辉 13701179013 1977/1/31 张叶 13811422830 1983/9/13 张善吉 13911930271 1967/12/17 张宇飞 18513712624 1996/8/13 张岚 15801638738 1974/1/25 张靓伟 13911043306 1982/8/4 才浩 18518306793 1991/12/17 施雨 13701062600 1984/12/26 李丹阳 15901228305 1997/4/9 李明伟 13522534330 1981/2/3 李晓欣 13910874986 1987/1/7 李青华 13911809938 1985/9/26 汪春光 13911758889 1981/10/25 王京干 18811651381 1973/7/18 王会鑫 13701361339 1976/9/5 王建新 15811593536 1973/3/11 王栋 15801586087 1990/1/22 秦顺尧 010-89768000 1999/2/12 苏晓亮 13701251994 1977/11/29 范瑞银 13436706351 1986/1/18 董加林 18513560886 1969/9/12 赵东阳 13011210019 1993/12/21 赵成文 13501229775 1973/10/1 赵然 18811651880 1983/9/22 赵雪娇 13811728115 1985/11/8 郁岭 18611878885 1980/9/28 郝宇 13436711098 1986/2/7 郭瑾 13911803645 1986/6/29 金晶 13581770298 1983/10/17 闫海峰 18811651459 1983/1/28 陈涛 13911305670 1986/4/16 马怀志 13911934021 1980/7/10 马永刚 13501025598 1970/11/18 山东济南市法轮功学员韩蕊现被非法关押在仲宫看守所 湖南长沙天心区法轮功学员的家属王者兴被绑架　补充公安信息 长沙市公安局 局长 余良勇 13762069369 副局长 李军龙 13908480071 常务副局长 彭迟平 13807318816 政治部主任 唐明 13973127571 纪检监察组组长 刘兵辉 13907317133 第二看守所 所长 肖建庭 13607439408 2026年 天心区公安分局 局长 刘海平 18073199333（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 ） 裕南街派出所所长 欧赞红 18817152700 2024年 裕南街派出所所长 许果良 13973133501 2020年 裕南街派出所副所长 曾毅 18900718126 裕南街派出所副所长 李旺 13808423035 裕南街派出所副所长 旷晓峰 18900718293 裕南街派出所副所长 黄海波 18873105588 吉林省吉林市有社区人员威胁法轮功学员送洗脑班 4月初，吉林市船营区一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接到社区电话，对方要求这位学员签字（“不炼功”），声称签了字“以后就不再找她了，可以给她除名”。对方还以“否则就送洗脑班”进行威胁。 多年来，公安和社区人员一直以各种方式欺骗、恐吓当地百姓。 河北省承德市法轮功学员陈凤霞开庭后续及最新开庭时间 4月28日，陈凤霞一审第二次开庭，此次合议庭由三名法官（樊晓军、邓立靖、韩军）组成，其中一名陪审法官右耳全程佩戴耳机。在宣布完法庭纪律及一些基本询问后，法官问陈凤霞是否有需要申请回避的？陈凤霞说：我到今天早晨才知道要开庭，我什么都没有准备。法官问书记员是否送达开庭通知书，确定未送达后，法官接着问：那你同意开庭吗？陈凤霞回答：不同意，我拒绝开庭。在开庭20分钟后休庭。法官与律师商议下次开庭时间为5月12日上午9点。当庭将开庭通知书送达陈凤霞手中。 公诉人及助理：张宏剑 陈姗姗 0314-2282916 检察长：薛曙光 地址：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西大街路北西北方向150米双桥区检察院　067028 承德市双桥法院刑庭长 樊晓军 办公室电话：0314-2195115　手机：19331490987 书记员陈禹涵0314-2195039 相关责任人信息： 双桥区法院院长 李胜利 手机：17603147888 付文莉 办公室电话：0314-2195031 陈凌曦 吕玉静 办公室电话：0314-2195036 于晓芳 李明子 办公室电话：0314-2195035 刘士菥 祁芳 办公室电话：0314-2195038 钱英 办公室电话：0314-2195033 邓丽靖 办公室电话：0314-2195039 刘荣利 王然办公室电话：0314-2195051 虞帆 曹莫闰 杨壮 张鑫 办公室电话：0314-2195050 黑龙江哈尔滨王岗镇田玉华被枉判五年 此前被绑架的一些细节 2025年10月2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王岗镇法轮功学员张志娟和田玉华，被南岗公安分局警察同时绑架、抄家，并被非法刑事拘留。 事件起因是张志娟在讲真相时，被门锁监控拍到，随后遭人诬告。警察调取小区及街道监控，一路跟踪到她家。当天，田玉华到张志娟家，给她送两包打印纸，却被蹲守在楼道里的便衣盯上。田玉华在返家途中被警车拦截、强行绑架，随后家中被抄，最终被非法刑拘。 与此同时，张志娟也在自己家中被警察绑架、抄家，并被非法刑拘。之后，田玉华被非法判刑五年，并被勒索罚金五万元。 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中韩庄乡苏妍和另一名新学员被绑架 2026年4月29日上午，河北省保定市望都县中韩庄乡小賈村法轮功学员苏妍和另一名新学员在集市上发资料、讲真相时，被中韩庄乡派出所警察绑架，苏妍当天回家，另一名新学员没有回家，详情待查。 曝光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南孟镇派出所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家 河北省廊坊市霸州市南孟镇派出所四个警察，其中有一个警察，矮秃顶，和三个年轻警察，在2026年4月23号、24号、25号、28号到南孟村法轮功学员家骚扰，把几岁孩子吓得哇哇哭。 他们手机号：（一）17325636968（二：15133435557 x 湖北省天门市岳口镇法轮功学员王翠娥被非法抄家 湖北省天门市岳口镇一名农村法轮功学员王翠娥，今年70岁，大约在2月末至4月初，被岳口派出所610人员非法抄家。其它信息不详，请知情者补充。 天门市岳口镇派出所邮政编码：431702 江西省南昌市八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 现已回家 2026年4月23日，南昌市西湖区国保同时绑架了南昌市八名法轮功学员，已“取保候审”回家。具体情况待查。 近期南昌市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居住地派出所、居委会骚扰，有的被强迫签字，有的强行拍照，有的被抢走大法书及台历等。 山东潍坊昌邑法轮功学员李增真和家属被警察骚扰 2026年4月24日下午四点多，派出所人员到村委会找到书记，让他给法轮功学员李增真的儿子打电话，说要见他。他儿子接到电话后便去了。派出所的人问他：“你是不是炼法轮功？” 他回答：“不炼，但我相信。” 对方说：“炼法轮功的名单上有你的名字，要不要给你划掉？” 他儿子说：“随便。” 派出所的人又说：“炼法轮功的人影响找工作。” 他儿子回答：“没有。” 他们接着说：“要给你爸打视频。” 他儿子说：“不用了，他说话都说不清楚，给他打什么视频呀！” 最后，派出所的人说：“咱们今天讲的话，我拍个照片。” 李增真的儿子仍然说：“随便。” 在此之前，派出所也曾给李增真本人打电话，说要找她。李增真回答：“我没有心情见你们，我丈夫现在有病，有事就在电话里说。” 对方说电话里“不方便说”，称是“上边让他们排查”。 李增真说：“我们又不做坏事，镇上那么多人你们不排查，为什么排查我们？” 对方回答：“上边让这么做。” 李增真反问：“上边让你杀人，你就杀吗？” 随后，对方又说要找她儿子。 李增真问：“你找我儿子干什么？” 对方说：“见不到你，就找你儿子。” 李增真表示不知道，然后挂断了电话。 (c) 1999-2026 明慧网版权所有

啊，你可以仔細看看上面問答內容，我們提到的是這篇文章。 贺能启:高山澹默,禽兽不告劳而投归,深水不言,鱼龙不惮倦而逐赴。故能西羌梯险，贡垂衣君,南裔航深，献刑厝帝。诚是明知艰难之亡身,然犹忘命德化之远及者也。伏惟大唐圣朝,霜露攸均,皇王宜宅。明王继武,圣帝重兴,掩顿九野,牢笼八纩。是以我日本国常见风雨和顺,定知中国有圣。刳巨木仑于苍岭,摘皇花于丹墀,执蓬莱琛,献昆岳玉。起昔迄今,相续不绝。故今我国主顾先祖之贻谋,慕今帝之德化,谨差太政官、右大弁、正三品、兼行越前国大守、藤原朝臣贺能等充使,奉献国信别贡等物。贺能等忘身衔命,冒死入海。既辞本涯,比及中途,暴雨穿帆,戕风折柁,高波汉,短舟裔裔。凯风朝扇,摧肝耽罗之狼心,北气夕发,失胆留求之虎性。频蹙猛风,待葬鳖口,攒眉惊汰,占宅鲸腹。随浪升沈,任风南北,但见天水之碧色。岂视山谷之白雾。掣掣波上,二月有余,水尽人疲,海长陆远。飞虚脱翼,泳水杀鳍,何足为喻哉。仅八月初日,乍见云峰,欣悦罔极。过赤子之得母,越旱苗之遇霖。贺能等万冒死波,再见生日。是则圣德之所致也。非我力之所能也。又大唐之遇日本也,虽云八狄云会,膝步高台,七戎雾合,稽颡魏阙,而于我国使也,殊私曲成,待以上客。面对龙颜,自承鸾纶,佳问荣宠,已过望外。与夫诸蕃,岂同日而可论乎。又竹符铜契,本备奸诈。世淳人质,文契何用。是故我国淳朴已降,常事好邻,所献信物,不用印书,所遣使人,无有奸伪。相袭其风,于今无尽。加以使乎之人,必择腹心。任以腹心,何更用契。载籍所传,东方有国,其人恳直,礼义之乡,君子之国,盖为此欤。然今州使责以文书,疑彼腹心,检括船上,计数公私。斯乃理合法令,事得道理。官吏之道,实是可然。虽然远人乍致,触途多忧。海中之愁,犹委胸臆,德酒之味,未饱心腹。率然禁制,手足无厝。又建中以往,入朝使船,直着杨苏,无漂荡之苦。州县诸司,慰劳殷勤,左右任使,不检船物。今则事与昔异,遇将望疏。底下愚人,窃怀惊恨。伏愿垂柔远之惠,顾好邻之义,从其习俗,不怪常风。然则涓涓百蛮,与流水而朝宗舜海,喁喁万服,将葵藿以引领尧日。顺风之人,甘心辐凑,逐腥之蚁,悦意骈罗。今不任常习之小愿。奉启不宣。谨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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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红军川北大屠杀！》 中国共产党是由苏联一手炮制，长期豢养，并以苏联马首为瞻的武装叛乱卖国集团。他们是苏联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更是苏联远东战略的一部分，旨在分裂中国、赤化中国。他们什么丧天害理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来举个例子，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大屠杀。 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以张国焘为首的总部率10师、11师、12师、73师和少共国际团共约2万余人，突过京汉铁路开始西征。此时，四川空前规模的“二刘之战”正开打，军阀们无暇北顾，红四方面军翻过秦岭，越过冰雪封山的巴山险道，进入川北地区。 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江县城，1933年1月23日占领巴中县城。1933年2月17日，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了一个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 难民 1933年1月，《新蜀报》报道，红军已发展到五万人，而各县难民约三万余人，逃入内地，啼饥号寒，望赈甚殷。到夏天，“嘉陵江两岸已烽火频惊”，川北难民大批往成都重庆而来。到重庆的难民只有很少数能够租房度日，多数生活无着。9月23日，报载川北难民2000余人已到与重庆市区仅一江之隔的江北刘家台观音桥一带，因生活无着抓菜抢米，使该地“秩序颇为紊乱”。记者呼吁难民“殛待救济”。 9月29日，报载白衣庵石河桥地区，有来自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难民三四万。10月10日，报载绥定人民富户已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 整个四川到底有多少难民？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应该大致不差。 为什么有这样多难民？那时候，川北到底发生了什么？ 赤化 从那一时期的革命文献中，能看到一些当时的川北景象。 查1933年8月24日发出的《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对新发展赤区的宣传大纲》，第十条里有一句“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必须先“消灭卖国贼刘湘”，“进一步消灭四川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赤化全川，消灭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 对于敌对阶级，川陕苏区从上到下都使用“发财人”这个非常模糊的不好界定的名词，却对“发财人”有相当明确的政策规定——消灭；不管他们是“善良的”还是“恶劣的”。 这个斗争纲领里还有这样一些口号：“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 川陕省出版的《川北穷人》在一篇题为“新的局面与新的任务”的报道中说，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党的“任务非常简单，要乘胜消灭田颂尧、蒋介石和许多发财人”，完全没有提到日本侵略者。 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中认为，“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认为四川军阀与英、法帝国主义勾结是“逼进的危险”，要“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 斗争 由于整个苏区都是阶级斗争战场，“各处设有哨点，五里一岗，十里一哨。各关口、要隘及通衢大道，都有赤卫队员或儿童团员检查路条，没有苏维埃政府发的路条，就不放行”。当时很难有媒体能够直接进入苏区采访。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和报道。这类报道甚多，此据《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略摘几段。 《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惨伤心目罄竹难书”的报道说，“三县（通南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 通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其最著者，城内有符孔昭，城外有吴士珍两君，系前清廪膳，品学兼优懿行堪述，家不大丰，生平无妄，全县文献，专赖主持，吴年七旬五，符年六旬二，其德寿至此，家家被抢劫，人拉数次，终不免于杀戮之苦，闻者无不痛惜伤感，再有何熙周者，当匪入城时，曾任匪部宣传员，后以智识分子，亦被杀，其他类似何者，与匪效力，未有不走狗烹者矣，甚而全家杀绝，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城内诺江公园，尸堆栉比，行政机关及富绅住宅，均窖有尸，东南西北各城门外横尸遍野，垒垒然河山变色，每堆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具，军队未入城时不准收尸，军队入城后逃难民众归家，始组织一寻尸队，到处发掘，时间较久者，已腐烂不辨，新近杀害者尚能认识，然亦只能以木匣篾席单埋而已，最可恶者，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 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因该处设政治部，故杀人较城内为多，但所杀者大半系由别区捉来，本地又捉往他处屠杀，故每发掘出尸具，多不认识”。据《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 南江，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著而易于发觉者”。 营山，“入城则见满目疮痍，怨声载道”，记者写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余到北门外北观寺见挖有两处，深约二丈，宽约三丈，比时正由当道派人，将坑内尸具挖出，则见无数男女死尸，纵横颠倒，如堆砌墙壁一样，臭气难堪，人皆掩鼻叹惜，多为泪流，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女子两人，又活埋一老人，胡须俱白，约七十余岁，又男童女孩亦甚多，又到县府看守所内，亦见挖有埋人坑两处，深宽同前，县府正派人将尸迁移，掘一女子，年十六七，手足俱无，有一人约三十岁左右，系乱棒打死，两乳也被割去，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 “据一老妇人说，赤匪来城清查户口，有任公事及绅粮者，无论老少，均杀无赦，至更深夜静，乃行此种手段，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 南部，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此惨死者，已数百人”。 宣汉，“在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 绥定，“大略在城内如北门操场，及沿河沙坝，及前督办公署，各较大之公地，在收复以后发见尸窖约二十处，其中由数十具到百具，此外傅家湾西山等地，以及尹家祠之石门桥，文家梁，发见赤匪所埋尸之窖，约五十余处。绥定据一般估计及其已知之数而论约二万余之众”。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报》报道，全川在这次兵灾中共死亡人口为111万之巨。 半个世纪以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到川北革命根据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一些血腥的事件，与当时的报道大致相符。 南江县当年做过村苏维埃主席的赵良山回忆：“往往有将中农当作富农没收其好田；见到中农家喂了一口猪或雇一短工，就说是富农、地主，应没收。常常错没收。”“有部分中农事实上已走上地主富农营垒中，拿起武器和贫雇农作战了，造成苏区反动如毛。再加上肃反政策错误，造成赤色恐怖，连某些基本群众也动摇。”在肃反中，“还杀了牌首、甲长、窑子、妓女、端公等。”“主犯、从犯不分。如我们在长赤县捉到的反动头子杀头，而对被欺骗去当反动的农民（胁从分子）也一律枪毙。不知道教育后释放胁从分子。”“甚至连反动的亲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牵连到反动身份上去而遭残杀。”“捉到某人，指定某名，硬说某人、某名是反动，苦打着要他承认。否则越打越厉害，打得人家死去活来，手足残废。于是，最后干脆斩首送回‘老家’。” “红色恐怖”是人们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这个逃亡叫做“跑红”。 糜烂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实行武装割据，和当时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比以前川军之间打仗争夺地盘更为惨烈，战线更广，时间也更长。军队在一地反复争夺，不分战场与非战场，军队行动前实行坚壁清野，带不走的物资也不能留给敌对方，甚至烧毁粮食物资和房屋。“剿匪总指挥”刘湘通电全川各军，“对赤匪接近区域，务须坚壁清野”。“剿匪总部”还颁布封锁条例：“为断绝赤匪物质补充，使其野无所掳，日久自行崩溃”，在各交通要道上设卡检查，粮食、盐、武器、药品、五金货财等须验证通行。 红军在退走前，也运走粮食、货财，也有大片房屋被烧成废墟。1933年12月16日，王陵基部进攻，红军从绥定撤退向凤凰山时，“四门放火，烈焰冲天”，有三百余家房屋被烧。 南江县难民李正兴向记者讲述，阴历五月初，红军来时，因为栽秧未毕，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红军再来，“见人便杀，逢物即毁，火焚房舍，发掘坟茔，强将全家拉至平溪坝，锁吊四十余天，三天毒打一顿，同锁押一处者，计男妇老幼百余人，一日亲见谢姓等妇女，被看守之匪侮辱备至，及后，匪之村苏主席，反使令将谢姓等妇女之乳割去，肢体砍断，二昼夜之久，始绝气而死，通江易姓之子名长生，年十二岁，人□（文献看不清。下同——作者注）聪敏，曾在高小校读书，匪二次入通江时，将长生拉到平溪坪，认为智识后裔，富家子弟，例应处死， 一日清晨，将易长生衣脱尽，割其耳鼻，并剖腹割其心肝，匪等称智识之人心有七孔，富人肚内有油，一面喊不为富人，一面又喊迅速□钱赎命，又一日午后用火烤死戚姓妇女小孩多人，又将陈姓□姓十余人碎割，周身宛转，二日始痛死，同禁之人，见此均皆骇倒，但求速死，免受酷刑，六月中，又将各民解赴巴中，路过两河口，见前退回大批匪徒，多缺一手膀，闻系广元作战，被刘王两部大刀所砍，殊匪首等即在场上开会，向众演说，此次作战不力，应将手膀砍断之匪活埋，语毕哭声震地，痛骂当初悔被匪欺骗，旋被一一掀入坑中，掩土时，犹闻骂声不已，后到巴中，未及十日，被审四次，香火烧背，利刀削耳，备受酷刑，终日索枪要刀不休，七月中，又被押到恩阳河，匪见李受刑创未愈，防范稍疏，乃乘间脱险……”。 在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张澜发布的一号布告里，张澜表态道，“澜一介布衣，无官无职，衰龄白发，更复何求，目击大祸临头，恐自此剿绝人类，剿绝人心，使我中华五千年相传之文明古国，沦于九幽地狱而永不可拔，良心驱我，投袂而兴与赤党争人性存亡，非与赤党争政治权利，发扬我国固有之礼仪廉耻以挽救彼辈之绝伦反性，倡导中外先哲之合群互助，以矫正彼党之阶级斗争，祈化相斫之阎罗场，实现人类之和平会，孰暴孰仁，当代贤达，必有能辩之者，切望群起奋兴，以挽回此浩劫也”。 凋敝 苏区的开支实在太大。两年间，原本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的川北地区保障了十万红军及赤卫队的供给，还有苏维埃政府庞大的费用，“省苏维埃政府常有2000余人在食堂吃饭，各级县苏维埃政府也有300余人，区级数十人，乡级也有10余人”。 张国焘回忆，川北地区“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疾疫流行”，张国焘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已不宜长期驻守，“川北地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用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据记载，红军虽然努力挽救灾害，为人民服务，但军情紧张，干部太少，即使是以军事为目的乡村建设工作，也很难开展。以至于“根据地流失劳动力达60%，田地荒芜达70%”。 两年前，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时，就是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 根据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彭通湖等研究，当时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凋敝，甚至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这是红军第四方面军被迫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但是，红四方面军撤出这个地区时，还拉走了不少牲畜和粮食，在樊功会师时，兵强马壮，粮食充足，与红一方面军形成鲜明对比。 大撤退 红云崖上的巨幅石刻“赤化全川”模糊了，转眼间隐入一片大火与烟雾之中。 火是红军放的，茫然不顾地上满满跪着无数哭号哀求的妇女老幼。一场通天大火喷吐着火舌，舔着大巴山，在熊熊地燃烧着， 火焰呼啸着贪婪地吞食着草舍、竹林，又漫过青石板小路，朝着人口密集的乡场、镇子扑去。 红军撤出川陜根据地时，张国焘命令三个团在后面掩护撤退，以“坚壁清野”为名，把沿途老百姓的房屋全部烧掉。 就这一道命令，使千佛岩到威州这一百七十余里的民房全都被烧光了。 那是历史上最为独特凄惨的一幕，红军战士们手持火把，泪流满面，不忍动手，老百姓嚎哭连天，跪下一大片，苦求红军不要放火。 红军战士愣住了。“烧！快烧呀！还楞着干什么？！是想留给敌人吗？” 随着长官一声声的催促，火光四起，伴随着老百姓的哀号。 大撤退时，除了搞坚壁清野大烧老百姓的房子，还集中杀了一大批人。 粉碎田颂尧“三路围攻”后，一些过去当过保甲长、一直坚观望态度的人也主动参加了革命，可是在后来的大“肃反”和实施“坚壁清野”时，这些人差不多都被杀掉了。 还有一些开明绅士表现出了同情革命和拥护苏维埃政权的行动。他们中有的出钱，有的把房产全部捐献了出来。像王坪的大地主王平阶、王职生、王子由、王兆元、王子君等，就把房子捐出来做了红军总医院。还联名写了一副对联送到红军驻地表示归顺。上联写的是：红军到，土豪逃，反动皆逃；下联是：工人乐，农人乐，大家俱乐。横额是：赤色赤区尽赤化。当时，他们也因此受到了宽大对待。 可是在红军撤出大巴山时，张国焘却下令把这些人全部“处理”，以消除隐患。这些人在被处死时大骂共产党不讲礼义廉耻，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王平阶被抓后悄悄脱光衣服，用裤腰带一头拴住生殖器，一头拴在床上，双脚抵住床边猛力一蹬，两颗睾丸像子弹一样飞出。他自杀了，为的是不被乱石砸成肉酱。 参考资料： 赵晓铃：《1933年四川兵灾》 《炎黄春秋》2013年第8期 罗学蓬：《带刀侍卫－张国焘原警卫排长何福圣自述 》

#更新 此《圣庙祀典图考》为清代顾沅编，孔继尧绘图。全书分五卷，收录孔子及由汉至清历代配祀孔庙者（包括孔子弟子及历代名儒）约一百四十多人画像，传文记人物生平及历代配祀孔庙情况。书前御制序为朱色刷印，后附孔孟圣迹图。此为清道光六年吴门赐砚堂顾氏刊本。介绍下载：shuge.org/view/sheng_miao_si…

曾两遭非法劳教　贵州法轮功学员陈国兰女士又被枉判四年 minghui.org/mh/articles/2025…曾两遭非法劳教-贵州陈国兰女士又被枉判四年-503767.html 【明慧网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明慧网通讯员贵州报道）贵州省凯里市法轮功学员陈国兰女士于二零二四年十二月被警察绑架并关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被凯里市法院非法判处四年徒刑，并勒索罚款一万元。目前，陈国兰已提出上诉。 陈国兰，约61岁，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人，曾是黔东南州凯里市床单厂职工（亦有说法她是退休教师）。自一九九八年修炼法轮大法以来，她身体健康，道德提升。然而，自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陈国兰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遭受骚扰、抄家、绑架、关押及劳教。 二零零五年，陈国兰被警察绑架后，遭非法劳教三年，因患恶性子宫肌瘤取保就医。 二零零六年八月十五日，黔东南州国安局、州公安局及三穗县公安局八名警察闯入陈国兰家中，将其绑架，先后非法关押于凯里市看守所、三穗县看守所。九月十三日，她被劫持至贵州省女子劳教所（中八女所），非法劳教一年零九个月。在劳教所期间，陈国兰被迫害出现子宫瘤，腹部出现多个包块且已变色。劳教所于二零零六年十一月让她保外就医。 回家不久，劳教所又通知凯里市公安局要求陈国兰回所检查，若病情好转则继续劳教。为躲避迫害，陈国兰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陈国兰在贵阳市租住处再次被贵州省国安厅三处、贵阳市公安局、大营坡派出所警察及社区人员绑架，后得知她被加判三年。 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二二年间，明慧网多次报道陈国兰遭凯里市大十字派出所等警察上门骚扰。二零二二年九月十五日，她在家中被绑架至凯里市办案中心，非法关押一天后才获释。 二零二四年九月八日，陈国兰因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两人恶意举报至舟溪派出所，后政保大队调取监控。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四日晚六点，陈国兰回家途中被蹲守的政保警察绑架并抄家，随后被非法拘留十五天，勒索罚款一千元。期满后仍未获释，二零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被非法逮捕；三月二十日，凯里市检察院对她非法起诉。 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五日，凯里市法院对陈国兰非法庭审，并于十一月十二日判处四年徒刑，勒索罚款一万元。 在此告诫参与迫害的人员：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这是有目共睹的。一切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及不实之词，都是非法的，都是犯罪。在中共统治下，政治运动不断，冤假错案成风，哀鸿遍野。今天的运动胜利者，往往成为下一次运动的牺牲者。作为司法人员，你们在法轮功问题上制造冤案，未来终将成为法庭上的被告。如今陈国兰已上诉，希望你们及时纠错，还她清白，无罪释放。 凯里市法院： 地址：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凯丰一路3号，邮编556000 电话：0855-12368、0855-8062123 院长：吴建华 审判长：粟周萍 审判员：汪俊涛、杨贤耀 法官助理：杨胜能 书记员：罗亮 凯里市检察院： 地址：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大十字街道迎宾大道19号，邮编556000 电话：0855-12309、0855-8223058、0855-8229775 检察长：吴正国 凯里市公安局： 地址：贵州省黔东南州凯里市金山大道80号，邮编556000 电话：0855-8222408 传真：0855-8227672 局长：顾启明 政保大队警察：龙辉、贺诗荣、姚懿州、王军、唐聿尧、孙淇、曹阳阳、高鲁松、刘剑峰 （责任编辑：顾元） (c) 1999-2025 明慧网版权所有

天时难测，命运无常。蜈蚣百足，爬不过蛇；公鸡双翅，飞不过鸦。马能行千里，无人驾驭难自往；人有冲天志，无运相助难自成。 常言道：人生在世，富贵不骄，贫不移志。才学再高，孔子也曾困于陈国；武略再强，姜尚也曾垂钓渭水。颜回命短，绝非恶人；盗跖长寿，岂是善类。尧帝圣明，却生不肖之子；瞽叟愚钝，反有大孝之儿。张良本是平民，萧何曾为小吏。晏子身高不足五尺，能做齐国宰相；孔明隐居草庐，可成蜀汉军师。项羽虽强，兵败乌江自刎；刘邦虽弱，终得万里江山。李广射虎威猛，到老未得封侯；冯唐才华出众，一生未遇明主。韩信未遇时，三餐难继，得运后腰悬玉印，运衰时惨死妇人之手。 有人先贫后富，有人先盛后衰。满腹才学，白发不第；才疏学浅，少年登科。深宫嫔妃，运衰沦为妓妾；风尘妓女，时来嫁作夫人。 青春美女，偏嫁愚拙之夫；俊秀郎君，反娶丑陋之妻。蛟龙未遇时，藏身鱼鳖之间；君子失运时，屈身小人之下。衣虽破，不失礼仪容止；面虽忧，不改胸怀气度。时运未至，安守本分就好；心志不欺，终有扬眉之日。君子贫时，风骨犹存；小人暴富，不改寒酸。 天不得时，日月无光；地不得时，草木不生；水不得时，风浪不止；人不得时，机遇不通。福禄寿喜，命里早有定数，谁不愿富贵？人若不顾根基命运，怎能拜相封侯？ 唉！人生在世，富贵时不可挥霍尽，贫贱时不必妄自菲薄，顺应天地循环，周而复始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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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108位“天安门母亲”授权中国人权@hrichina 发表《1989年“六四”惨案三十六周年祭》:1989年发生在北京十里长安街上的“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了36年，对于每个遇难者家庭来说，当年的所有情景刻骨铭心，永远不会忘却。 这个由当时政府与执政者一手造成的人世间最为悲惨的惨案，其伤痛时刻萦绕在心头，成为每个家庭挥之不去的噩梦。 我们遇难者亲属经过36年的风雨磨难，每个家庭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失去儿女、时值中年的父母亲们，现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很多人因病离开了人世，甚至有些遇难者的父母已经双亡，他们是带着对无辜而死的儿女们不尽思念悲伤地离开人间，“六四”惨案伸冤成了他们心中放不下的遗愿。他们将为孩子们讨回公道，寻求公平与正义的责任托付给了在世的我们。 2024年“六四”惨案35周年后至今，短短一年中我们又有几位难属相继离世。我们在此悼念他们，希望人们永远记住他们在36年前遭受到的苦难。当年，他们抚摸着被军人开枪打死、被坦克碾压得血肉模糊的亲人们的尸体，撕心裂肺的哭声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灵，惨不忍睹。那时的北京就像人间地狱般地充满了军人的残暴与白色恐怖、政府的毫无人性的冷漠，以及忙于为政府的镇压开脱与庆功、用所谓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荒诞理由向社会施压、罔顾遇难者家属寻找亲人的焦急与恸哭。如果一个政府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杀戮来维持政权的稳定，那只能是一个丧失人性的政府。 我们在此年复一年地祭奠遇难者以及他们逝去的亲属，就是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心中无法愈合的伤口，更是遇难者亲属心中永远的痛，历史是不会忘记这些无辜被杀害的鲜活生命的！ 遇难者田道民，遇难年龄22岁，湖北省石首市人，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85级学生。他写完毕业论文和同学一起离开学校，于6月4日清晨在西单六部口被坦克碾死。 学校电报通知家属，父母接到电报后如晴天霹雳，天塌下来一般，实在无法成行，由他们的两个侄子去北京替他们处理后事。 天安门广场在6月4日凌晨清场后，学生们四人一排从天安门广场往西长安街方向撤离。走到西单六部口遇到部队，北京市民护住学生跪在坦克前，拦住部队，部队打出带有毒气的催泪弹使得在场的学生、市民晕倒在地不能动弹，一排坦克从这些失去知觉的人群中轧过去，田道民也在其中。田道民半个额头带一只眼睛被坦克轧掉，只剩下半个额头及另一只眼睛，身上没有伤痕，当场死亡。 他的母亲黄定英因病于2023年下半年去世。 田道民的母亲黄定英女士：这件事情一直压在我的心里，根本忘不掉，我无法接受！ 十二年前北京难属见到田道民的父母，田道民的父母对于“六四”惨案表达了他们的心声：“我们要求中央能给我们有一个圆满的答复，我们认为‘六四’大屠杀中央搞得不对。自己的儿子只是去读书，没有触犯中国的法律，也没有做危害国家的事，采用这么残忍的手段，对待手无寸铁的学生以及北京市民，至今没有一个说法。我们希望，中央能在我们有生之年，给我们一个结论。如果中央不解决，我们心中不服！” 遇难者周欣明，遇难时年仅16岁，雪花电器公司技术学校一年级学生。6月4日凌晨，在长安街西单民族宫前，为救援伤员被子弹击中肋、肝部，子弹为炸子，肝部粉碎，送北京积水潭医院，已无法手术，凌晨5时死于手术室。 周国林与穆怀兰在难属新春聚会上合影 周欣明的父亲周国林是北京变压器厂干部，于2020年因病去世；母亲穆怀兰与父亲是同厂职工，于2024年1月因病去世。夫妇俩育有两个孩子，周欣明是他们的小儿子。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一个年仅十六岁尚未成年的花季少年会死在军人的枪口之下；军人甚至使用国际禁用的炸子，致使周欣明肝脏粉碎无法救治，这是令人发指的事实。 遇难者奚桂茹，遇难年龄24岁，北京展览路劳动服务公司职工。6月4日凌晨在二七剧场北口左肩中弹，死于人民医院，身后留下一个年幼的孩子。 奚桂茹的母亲谭淑琴是北京展览馆的职工，在几年前因患心脏病去世。父亲奚永顺是北京郊区的农民，因患脑梗在床瘫痪二十多年，2023年12月10日去世。奚桂茹的父母育有一儿一女，女儿的不幸，让他们夫妻两人饱受心灵的痛苦。 遇难者王卫萍，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应届毕业生，暑假过后将会正式成为北京人民医院妇产科医生。她在木樨地为抢救伤员中弹，一颗子弹击中她的颈部，她倒下了，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来。 她的母亲朱玉仙在2022年因病去世，时隔两年父亲王德义于2024年11月也因病去世。每每我们其他难属去看望他们夫妇两人，一提到他们的女儿他们总会流下伤心的眼泪，拿出珍藏的女儿遗物给我们看。他们培养了一位善良、有医德、有勇气的好女儿。 在万安公墓王卫萍的墓前原先是立有一座无字碑，现在经过家人的重新修葺，“王卫萍之墓”几个金色大字赫然出现在眼前。人们会记住这位在危难时刻不顾自己的安危救死扶伤的年轻人。 受伤者赵金锁，6月4日凌晨在复兴门，他双腿膝盖处被两颗子弹击中，被市民送到宣武医院，经过医院的抢救，虽保住生命但双腿落下终身残疾。他于2024年12月25日因病去世，享年69岁。赵金锁自“六四”惨案后勇敢地参加签名，这是难能可贵的勇气。 2013年由蒋培坤先生执笔，天安门母亲群体共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六四”惨案解决的途径作了深刻的阐述： [“六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政治改革的开启，有待于政治制度的转型。这取决于海内外各个政治派别、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取决于朝野之间各种政治诉求达成最基本的共识。这个共识目前并不存在。这就需要依靠民间和官方的对话、谈判。对话、谈判的成与败，一如人心之所向，民意之所归。 我们作为“六四”受害者群体，作为天安门母亲，有足够的信心，也有足够的耐心；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了，还有下一代。我们的要求仍然是这样三条： （一）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专门的“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整个“六四”事件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并向全国人民公布调查结果，包括公布此次事件中的死者名单及人数； （二）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政府有关部门按法定程序就每一位死者对其亲属做出个案交代；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通过专项的“六四事件受难者赔偿法案”，依法给予“六四”受难者及受难亲属相应的赔偿； （三）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责成检察机关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按法定程序追究责任者的法律责任。 以上这三条要求概括起来就是真相、赔偿、问责六个字。 我们还曾多次申明：关于“六四”遗留问题的处理，必须秉持和平、理性的原则，纳入民主、法制的轨道，不能按任何党派、任何个人的意志办理，不能因袭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过后由政府单方面采取“平反昭雪”的做法。我们意识到，属于我们自身的权利和尊严，包括死去亲人的权利和尊严，应该靠我们自己去争取和维护，享有权利和义务。不能靠他人的施舍。为此，我们提请全国人大按法定程序把“六四”问题作为专项议案递交大会讨论、审议，通过相关的决议，以求“六四”问题得到公正解决。这个主张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政治问题法律解决”。我们认为，通过立法和司法程序来解决“六四”问题，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了36年，为了让所有无辜被打死的遇难者得到公平公正，我们遇难者亲属坚守了36年。这一惨案不仅是压在我们难属的心里，也是压在全国人民心里不同寻常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其严重性不是每个个人或者任何党派就可以定性，甚至在全国范围内被刻意掩盖、被边缘化，而是应该摆在人民面前，让人民知道真相，必须通过法律来解决的历史问题。 现时政府大力推动依宪治国，依法治国、适应扩大人民民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积极稳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切实保障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保障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遵照依宪治国、依法治国，坚决纠正违宪违法行为。 鉴于此，我们再一次诚恳地呼吁与政府进行对话，“政治问题法律解决”，通过立法和司法程序来公平公正地解决“六四”惨案遗留问题。客观地重新评价“六四”，是政府对历史的应有交代，对人民的交代，对遇难者家庭的交代，同时也是对国际社会的交代。 启动对话，就是对历史遗留问题解决的开始，相信通过对“六四”惨案的解决，中国将可以进入一个没有沉重历史包袱的新时代。 今年是中国人民大学终身教授蒋培坤先生去世十周年，我们“天安门母亲”群体在此向“天安门母亲”先驱者蒋培坤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签名人： 尤维洁 郭丽英 张彦秋 吴丽虹 祝枝弟 叶向荣 丁子霖 张先玲 钱普泰 吴定富 宋秀玲 孙承康 于 清 孙 宁 黄金平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杨大榕 贺田凤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要福荣 孟淑珍 邵秋风 谭汉凤 王文华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王 连 管卫东 刘淑琴 孙珊萍 刘天媛 熊 辉 张彩凤 何瑞田 田维炎 杨志玉 李显远 王玉芹 方 政 何兴才 刘仁安 齐国香 韩国刚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孔维真 刘保东 齐志英 方桂珍 雷 勇 葛桂荣 郑秀村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郭达显 王 琳 朱镜蓉 王争强 宁书平 曹云兰 冯淑兰 付媛媛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肖宗友 乔秀兰 陆燕京 李浩泉 赖运迪 周小姣 周运姣 陈永邦 刘永亮 张景利 孙海文 王 海 陆三宝 姚月英 任改莲 倪世殊 杨云龙 崔林森 吴卫东 石 晶 袁 刃 包丽梅 奚贵君 钟俊华 轧爱强 陈卫东 郝 建 张素英 林 莉 段昌琦 （共108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钰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 轧伟林 刘建兰 索秀女 杨子明 程淑珍 杜东旭 张桂荣 赵廷杰 陆马生 蒋培坤 任金宝 张淑云 韩淑香 石 峰 王桂荣 隋立松 田淑玲 孙淑芳 陈永朝 孙恒尧 徐 珏 王范地 李雪文 王双兰 张振霞 肖书兰 谭淑琴 高 捷 金亚喜 邢承礼 周国林 郝义传 陆玉宝 曹长先 尹 敏 刘 乾 林武云 金贞玉 冯友祥 王惠蓉 朱玉仙 张树森 王广明 周淑庄 齐志勇 贾福泉 黄定英 奚勇顺 穆怀兰 王德义 赵金锁 （共79人）